从格列柯到毕加索的西班牙绘画：时代、真理与历史

　　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于2006年11月开幕的“从格列柯到毕加索的西班牙绘画：时代、真理与历史”首次展出了16世纪到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画家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科·苏巴朗、迪耶戈·委拉斯贵兹、巴托洛米奥·埃斯特巴·牟立罗、弗朗西斯科·戈雅、胡安·格里斯、萨尔瓦多·达利、让·米罗以及埃尔·格列柯和巴勃罗·毕加索等。此次展览汇集作品135件，它们没有按照年代作为顺序，而是根据过去五个世纪西班牙文化的主题划分成十五个部分。其中主要包括：“女士”、“儿童”、“哭泣的妇女”、“僧侣”、“裸体”、“骑士与幽灵”、“飞鸟”、“风景”等。这些主题皆强调过去艺术大师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并尝试以此挑战传统艺术史分野。因此，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看似各个部分毫无关联，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西班牙传统的一致性。　　艺术史学者普遍认为先锋艺术尤其是立体主义彻底破除了自戈雅和格列柯伊始直到20世纪的西班牙绘画传统，但是今天我们再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现代艺术，除去他们的革新精神，20世纪早期的现代大师无一不是受益于传统模式的滋养，并带有不可磨灭的地域特征。从长于幻梦的格列柯到惯于描绘私密空间的委拉斯贵兹，西班牙美学风格在那些年代里逐一得到确认。随后的两个半世纪，它始终控制着西班牙的艺术发展，与这个国家的王权一样孤立并逐渐衰微着。只有19世纪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画家戈雅，才能在充分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彻底超越他的前辈们。所以西方美术史学家才会高度赞誉他说:“近代的欧洲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　　19世纪晚期，跟随浪漫主义精神的西班牙艺术家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开始觉醒，但是这个国家落后陈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依然严重阻挡着现代化的脚步。艺术家纷纷自我放逐迁徙他乡，于是在异国留下了西班牙大师的丰功伟绩。与此同时，欧洲却在西班牙黄金年代的光芒里重新发现它的神迹，他们第一次将其写进了艺术史。因而就像西班牙艺术家诋毁本国落后的意识形态却无法漠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样，他们也意识到只有借助过去的美学价值才可能推动新的变革。　　这就是对西班牙艺术无论从形式还是图像层面无止境的螺旋回归，从毕加索可以追溯到戈雅，从这些大师追溯到黄金年代。这种联系尤其表现在对特定主题和对象的描绘上，不管流派如何变异，描绘的对象同样都是静物、风景、肖像、或者儿童、裸体、刑罚以及室内场景。所有这些主题皆来自16世纪的西班牙文化，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占领主导位置，形成西班牙绘画的根基，甚至变成连接历史与风格变迁的重要文本。从政治上说，那个时候受到反宗教改革的影响，天主教会针对新教萌芽的威胁，要求重整其教义、组织和社会角色。17世纪的欧洲已经进入工商业发展时代，而西班牙仍处在极其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阶段。西班牙贵族政体虽已没落，却没有失掉它的政治特权。作为曾经强大无比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不仅掠夺了外族的物质财富，也从文明世界带来了先进的文化艺术，这为它在17世纪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是从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末的150年间，出现了西班牙绘画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成为西班牙文艺复兴臻于极盛的时期。　　人们习惯把16世纪下半期的绘画称为“格列柯时代”，因为这位神秘的克里特人被视为西班牙艺术的灵魂。他的夸张而变形的绘画揭示了人类无处不在的悲剧意识，明确的暗示性和表现主义手法在三百年后的现代艺术家那里得到了精神响应。但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考察，这个时期的绘画主流仍然是奠定其艺术基础的现实主义。里贝拉的艺术秉承了甚至比卡拉瓦乔更大胆的现实主义，在对西班牙平民、渔夫的日常描绘中展现西班牙人特有的严峻性格和坚韧不拔；苏巴朗倾心于描绘静寂的僧侣世界，展现出宗教的特有庄严与缄默的隐忍价值观；委拉斯贵兹在塞维利亚民族气质的影响下接受了卡拉瓦乔和威尼斯画派的影响，以卓越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造型给西班牙绘画树立了现实主义的最高尊严。　　从他们开始的黄金年代铸就了西班牙人的现实主义传统，神秘主义绘画则在戈雅和西班牙现代艺术大师身上得到了强烈回响，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都为这个民族留下了丰富的视觉经验。两条并行交错的线缠绕着西班牙艺术向前发展，委拉斯贵兹高超的绘画技巧造就了新一代大师丰厚的创作土壤，而格列柯笔下的变体经过戈雅在20世纪的大师毕加索那里重新显出灵光。　　即使是法国人自己也不否认，在巴黎酝酿和完成的现代艺术史所有关键性阶段中几乎都有西班牙人的参与。但是跟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不一样的是，无论何时，西班牙画家独特的民族个性总会在哪怕是相似的艺术风格中得到鲜明的凸显。格里斯立体主义的静物里可以看到与17世纪西班牙画家桑切斯?柯坦同样的内敛与冷静，虽然两者在视觉上已经相去甚远；毕加索在他变形扭曲的肖像里寻找着委拉斯贵兹描绘的幽灵与游魂，但是画面的形式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主题赋予的价值观念；而承袭了地中海传统母题的圣母玛利亚也从温婉的牟立罗画面中转移到达利笔下，只不过在这里，圣母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以及世俗化了。从根本上说，西班牙的艺术传统始终保持着对真理认知的延续性，作为新的一代西班牙人，毕加索成为一个最早觉醒的范例。是他道出了格列柯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伟大的东西”，也是他第一个用“发现”而不是颠覆的口吻去为现代艺术正名：“难道现代艺术必须背叛及否定自我吗？现代艺术必须借着凌驾古典艺术，迫使古典主义为现代艺术开放，方能完成它的使命。”他为现代艺术开启了无数的可能性，却无意沉落于任何一个离经叛道的境地。他的神秘也许来自于格列柯或者戈雅的启示，而提供给他魔幻一样的技法则出自16世纪以来的传统学习。同样，神秘主义在苏巴朗的宗教绘画中得到显现，超现实主义最终将清醒着寻梦的达利借现实主义笔调推向另一个视觉高峰。　　于是，西班牙艺术本身为现代艺术提出了一个疑问：在两个各自独立的黄金时代，他们建立了模拟自然和展现绘画现实两个看似对立的真实并同样到达了艺术的顶峰，绘画的真相超越叙事再现之后是否已经完全走向内在的自省？跨越时间而各自陈列的十五个主题无疑会为如何进行两者的比照提供一条合理的线索。但是有一个事实是，西班牙文化始终处于一系列肯定和否定的力量以及相互制约的平衡之下，并以历史的方式带给人们新的视觉真理。　　这是古根海姆博物馆将整个西班牙时期的文化引入一个宏大叙事的重大尝试。这个展览无意陈述历史，而是着意于穿越时间与空间，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上呈现西班牙独有的艺术。画展的主题“时代、真理与历史”出自戈雅一张同名作品，而除了这些艺术大师，其中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画家，诸如胡安?德瓦尔德斯、胡安?梅兰达以及阿卢所?卡诺等也会在展览中呈现给观众。在展厅的视觉布局上，古根海姆同样殚精竭虑。苏巴朗的《隐居修士》放置在著名建筑师赖特设计的光线空间里，创造出一种形而上的不安感；而紧挨戈雅《被宰杀的小羊的静物》旁边是毕加索的两张类似作品，以视觉方式将古代大师与现代作品直接联系在一起；最具有震撼力的时刻就出现在展厅最开始的地方，博物馆刻意将苏巴朗的《神的羔羊》（Agnus Dei）悬挂于那里。它四肢捆绑，在黑暗中耐心地等待宰割。这幅宗教杰作，上帝的羔羊被放置在古根海姆天顶玻璃窗的蓝天下，看上去是如此的震撼与奇异。意味深长的寓意，为这些杰作创造出永恒西班牙的意象。　　此次展览力图揭示西班牙艺术这个绵延流动的文化脉搏。21世纪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反省上个世纪的现代艺术如何颠覆所谓的传统以铸造出新的视象。而传统在被不断地蔑视以及否定之后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理想。而实际上同毕加索一样，今天的人们仍然在探索如何重写传统艺术史的主题问题。#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