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画传统与当代历史画创作

　　中国自古就有历史画传统，绵延至今不断。　　先秦是中国历史画的滥觞期。据说西周初年的壁画已有“武王、成王伐商图及巡省东国图”（郭沫若《矢簋铭考释》）。春秋末期孔子曾在雒邑（今洛阳）目睹东周明堂壁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 还有《周公负成王图》。（《孔子家语·观周》）战国时代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也画着“古贤圣”历史故事等壁画（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叙》），激发了楚国诗人屈原创作《天问》的灵感。中国历史画草创伊始便承载着鉴善戒恶的教化功能。　　汉代是中国历史画的勃兴期。汉代统治者继承先秦传统，尤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历史画更加重视维护儒家礼教的教化功能。汉景帝之子鲁恭王曾在灵光殿画黄帝唐虞、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壁画，“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汉武帝时代曾在未央宫宣室画开国元勋张良肖像，在甘泉宫画贤后李夫人肖像，在桂宫明光殿“画古烈士，重行书赞”（蔡质《汉官典职》）。汉武帝晚年还让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赐给他留下遗诏托孤的辅弼大臣霍光（《汉书·霍光传》）。汉宣帝时代曾在麒麟阁画霍光、苏武、赵充国等十一功臣像。汉成帝追思安羌功臣赵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汉书·赵充国传》）。汉明帝雅好丹青，诏令班固、贾逵选取经史故事组织尚方画工绘制，并在洛阳南宫云台画前世功臣邓禹等二十八将。（《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汉明帝的顺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鉴戒。”（《后汉书·皇后纪》）汉灵帝也诏令蔡邕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和赤泉侯五代将相。后来魏国诗人曹植观看汉画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可见汉代历史画的教化功能何等重要而巨大。汉代宫廷绘画已毁于兵燹，荡然无存。而今，我们通过汉墓壁画《二桃杀三士》、《伍子胥逃国》、《孔子见老子图》和汉画像砖、画像石《周公辅成王》、《荆轲刺秦王》等经史故事画，可以窥见汉代历史画的基本面貌：构图气势“深沉雄大”（鲁迅语），人物造型和衣冠服饰趋于程式化（这种程式符合儒家礼教的规定），古朴简略，线条洗练，人物的神情动态也有一定特征。虽然汉代的哲人论画也强调“君形者”（神贵于形），防止“谨毛而失貌”（《淮南子》），但总体来说，汉代历史画的教化功能大于审美功能。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画的转折期。此期虽无汉代帝王那样大规模绘制历史画的盛举，但当时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画家也画过不少经史故事。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传·仁智图》来看，此期历史画的技法与汉代历史画相比已从简略走向精微，而且注重追求顾恺之倡导的“传神写照”和陆探微创造的“秀骨清像”。谢赫在《画品》中宣称：“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又提出品评绘画主要是人物画包括历史画的“六法”。此期历史画的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同样受到了重视，而且每一位画家的绘画风格也彰显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例如，唐人品评张僧繇、陆探微、顾恺之的人物画的审美特性说：“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张怀瓘《画断》）　　唐代是中国历史画的繁荣期。此期不仅历史画创作繁荣，而且历史画理论也非常繁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开宗明义便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他援引汉代典故“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说明“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他把历史画的教化功能提升到空前高度。同时，他也高度重视绘画包括历史画的审美功能和艺术个性，系统论述了谢赫六法，阐发了气韵、骨气、形似、立意、用笔之间的微妙关系，并具体分析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四家的用笔，推崇“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唐代历史画题材也有些历代帝王肖像和经史故事，但更多的是当朝史实。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所画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职贡图》、《步辇图》（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时唐太宗会见吐蕃使者），吴道子所画的《明皇受箓图》，张萱所画的《明皇斗鸡射乌图》、《太真教鹦鹉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所画的《明皇骑从图》、《杨妃出浴图》、《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以及敦煌莫高窟晚唐壁画《张仪潮统军出行图》等，都是当朝重要历史事件或宫廷生活的形象记录。这种纪实性的形象比程式化的形象更为生动。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虽然因袭古代突出帝王形象的概念化程式，但也注意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张萱和周昉都擅长描绘体态丰腴的唐代仕女，但人物造型仍有细微的差异：张萱的仕女眉目细腻，“朱晕耳根”；周昉的仕女端严秾丽，衣裳劲简。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的仕女近类周昉而纤丽过之，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也是南唐贵族沉湎声色的生活的实录。　　宋代是中国历史画的中兴期。五代至宋元山水画、花鸟画日益兴盛，人物画相对式微，虽然无复汉唐气象，但也不乏名家杰作。北宋人物画家李公麟与盛唐吴道子齐名，主要画道释人物，也画历史故事，如《归去来兮图》、《王维看云图》、《免胄图》等，《宣和画谱》称其“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故创意处如吴生，潇洒处如王维。”他也自称“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宣和画谱》）。与北宋文人画的兴盛相关，李公麟的人物画包括历史画也增加了文人的诗意和情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通常被视为风俗画，也可以看作当朝都市繁华景象的历史记录，代表着与文人画情趣迥异的世俗化倾向。北宋末期、南宋初期民族矛盾尖锐，宫廷画院的历史画一度繁荣，或借古喻今，或表彰谏臣，或赞颂名将，或眷恋故土，激励当朝民族的士气。宋代画院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采薇图》，宋人（佚名）的《折槛图》、《却坐图》，萧照的《光武渡河图》、《中兴瑞应图》，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等，都属于这类历史画作品。金代画家张瑀也画过《文姬归汉图》，大概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南宋后期国势日衰，不少文人画家疏离庙堂而亲近禅林，人物画也像许多山水画一样带有隐逸超脱的诗意。梁楷的减笔人物画《太白行吟图》风神飘逸，以大写意的笔墨丰富了历史人物画的表现语言。#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