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春夏,我作为高访学者在伦敦大学做了半年的艺术史研究。在这期间,我足足有四个月是在老校友蔡小丽的画室中度过了我晚上的消闲时光。在她那摆满了未完成的作品和充斥着颜料和融化胶块的气味的画室里,我无休无止地和她谈论着艺术和自然,看着她把一张张柔软如丝绸的手工皮纸画成厚重而丰富的画面。这个神奇的过程令我着迷:从写生、起稿、勾线到染色,她那犹如魔术师一般的艺术深深吸引了我,也使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写作中国画评论文章冲动。 在蔡小丽的花卉中,我们进入到一个富丽多彩的植物世界,工笔重彩的传统手法与独特的个人视点的成功结合,在惊讶的西方观众面前展现了一个迷人的、女性的精神世界。在中国人看来,她的画是西化了的中国画,而在西方观众的眼中,她又是典型的中国画家,但是确切地说,作为一个旅英艺术家,蔡小丽并非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画家,她只是一个站在交汇点上的艺术家: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传统与现代的交汇。 蔡小丽出生于中国西安一个艺术家的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在国内知名的画家。她很小就开始了画画,1978年,她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在这个学院,云集了中国最优秀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得天独厚的小丽以少有的艺术才能受到老师的注意,毕业后留在学校任教,成为当时中央美院最年轻的教师。她作为教师的第一次讲课,主题就是工笔重彩。为了准备这一课程,她在系里的老专家刘凌沧、蒋采萍先生的指导下临摹了大量唐代绢画原作,对唐代工笔重彩画的技法、技术处理和艺术风格都作了深入的研究。临摹古画对蔡小丽以后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沉迷于唐宋杰作的古朴与典雅,如果不是移居英格兰,她应该会成为一个完全继承传统的中国画家。 1988年,蔡小丽随夫迁居伦敦,从此定居于此。十多年来,他们夫妇作为职业画家频繁地在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举行画展,都获得极大的成功,蔡小丽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引人注目的中国画家。但是,作为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她却面临西方文化的强有力的攻势:城市、时尚、传媒、朋友,甚至美丽到无法拒绝的英格兰绿野都令她不能不受到感染。但身居异国的她仍然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在异国保持自我而不迷失。 同时作为一个中国的学院派画家,古典传统已深深渗透到她的灵魂中,而今她不得不面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强烈诱惑,传统和现代也交错在她的世界里。 作为一个传统的东方大家闺秀,蔡小丽的个性娴静、从容而充满着母性的包容与博大的气度,这似乎多少让人联想到她的故乡——古都长安,以及盛唐时代的气象。才情出众的她,既是富有灵气而勤奋艺术家,同时又是贤妻良母,承担着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女性的使命。 初到英伦的数年中,她曾长期处在摇摆、彷徨和苦闷中,在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之间彷徨,一方面,她的画面还保持着古典的淡雅、含蓄和沉静,在墨色上加上石色的晕染,让她的主题隐藏在淡淡的薄雾一般的气氛中。在1999年5月纽约的怀古堂展出的《兰》、《瓶花》和《向日葵》等作品中仍然如此,在这些作品中,仍然有一个中心主体的存在。画面笼罩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古朴典雅。另一方面,一种新的倾向已经悄悄地出现在同一个画展上的《金色秋光》中。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秋草,从观众的眼前一直延伸到远方,没有中心,没有主体,只有蔓延在整个画面的缠绵蜿蜒的小草在秋的迷雾中摇摆。但这种手法起初只是试探,她常常又重新回到原来的风格中,苦闷的摸索和摇摆足足延续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