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形类之辙迹，得造化之本然：《广川画跋》艺术创作思想初探

　　宋代是我国绘画艺术进入新阶段的时期，中国艺术那种内向封闭性的于内心中追求自然、淡泊、空灵境界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见出端倪的。多年来，人们对郭熙、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绘画思想和风格，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取得了对宋代文人绘画理论和审美倾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精神的大致把握。但是问题并非就此结束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会发现许多前人所未曾注意或重视过的绘画著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宋代董卣的《广川画跋》就是从未被人们深入研究过的一部极有艺术理论价值的著述。　　近代以来，有些著作引用了《广川画跋》的一两则画跋，如沈子丞先生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中，就只引用了其中的《书孙白画水图》一跋；俞剑华先生所编《中国画论类编》引用的多一些，但由于编者认为董卣所述拘于考据不足取，故其所选编的跋语不足以窥《广川画跋》艺术思想之全貌。另外，郑午昌先生《中国画学全史》也认为董卣所著中，有理论价值的，就山水画而言，“惟王维一条，范宽二条，李成二条，燕肃二条，时记室所收一条而已”，其他画跋，乃“引据皆极精核”之作，也与俞先生同出一见。还有一部分关于画史、画论的著作，提到了董卣的《画跋》（以下简称《画跋》），但都是将它看成是苏、黄等人艺术见解的注脚和辅证，并未将它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著作来加以研究、发掘。笔者认为从它只是作为苏、黄等名人大师艺术思想的注脚而轻描淡写地被提到一笔而言，人们对待董卣是不公平的，不能不造成对中国绘画理论思想认识的一大缺欠。本文试就此做些力所能及的粗略“弥补”，以期起到引玉的作用。　　一、关于董卣的生平和著述　　鉴于迄今为止董卣尚未被人所重视，首先约略地考察一下他的经历和著述情况，是有意义的。　　董卣的生卒年，史籍上没有详细具体的记载，但据《大隐集》（宋李正民撰，十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紫微集》（宋张臬撰，三十六卷，湖北先生遗书本）、《宋史翼》（清陆心源辑，四十卷，清光绪三十二年旧安陆氏刊本）以及《书画书录解题》，综合分析可知，他是生活于北宋中末至南宋开初这段时期的。《书画书录解题》说：“卣，字彦远，（山东省——笔者加）东平人，政和中官徽猷阁待制。说明他在公元1111至1118年间，曾任徽猷阁待制，是典守文物之官。而在此之前，据前三部史料所记，他还做过宗正少聊、江东提刑、中书舍人的官职。　　据《王氏书画苑》所存《广川书跋》中董氏后裔所作的书序看，董氏对金石古玩、书画印刻均尤为喜爱，收集了不少传世真迹。这篇书序说道：“贫家自上世以来,广蓄异书,多有前人真迹。先君生而颖悟,刻苦务学,博极群书,讲究详细,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钟磬鼎彝既多有之，其颖识在秘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转求访，得之而后已。前代石刻在远方，若深山穷谷、河心水滨者，亦托人传抚墨本。知识之家与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别真应，订证源流。若书画题跋，若事于治道，必反复详尽，冀助教化其本；礼法可为世范者，必加显异，以垂模楷。或涉同异，事出疑似者，必旁证他书使昭然易见。探古人用意之精巧，伪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临摹不能乱”。从这段书序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后人将他在考据鉴赏方面与同时代（宣和中期）的黄伯思齐名并提（见《四库全书提要》）。　　到了宋钦宗靖康（1126年）末，他官任国子监祭酒。在此之前，他的生活应该说是比较安定闲适的，家中藏有不少艺术珍品，得以终日坐对展玩。到了第二年（1127年），宋室南迁，社会的变化动荡使得他以前的生活不复存在了。他的后裔在这篇书序中也谈到这一情况：“爰自南渡，乡关隔绝。先世所藏，莫知亡或已散逸。过江随行，所携败于兵火”，以前多方得来的器物书籍，所剩不多了。《画跋》和《广川书跋》二书，就是在这样祖传珍品濒于消迹的情形下，为“示子孙，俾知先君博物洽闻，古今鲜丽，无坠家训，庶或师，范其万一”而将“今所存得于煨烬之余”的跋语，由董卣后人编纂而成的。据该序结尾款识“绍兴丁丑岁十月丙辰孤贫谨序”可知这两部书成书于公元1157年左右。另据上述几部史料参证，他的著作还有《广川藏书志》、《广川易学》和《广川诗学》，可惜这些至今尚未见到。但从所存的书名看，董卣是位饱学博究的学者。他的书跋和画跋也证明了这一点。#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