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光作品
陈宗光画一个叫做“老蔡”的中年男人的困境和焦虑:他总是失重,他总是心事重重;他百般努力却难于保持平衡;他从一个封闭空间飘荡进另一个封闭空间,空间总是太小,光线总是不够亮丽;他被周遭的物品包围着,他依赖它们却又感到被它们所纠缠;他必须拥有这些物品,却又无力控制这些物品;老蔡的忙碌具有义无反顾的行动力,可这不过是优柔寡断的结果;老蔡很低调,但心中常常有狂野的冲动;大家都觉得老蔡很理智,但老蔡有点害怕自己;老蔡显得很健康,但老蔡自己对此疑神疑鬼;总之,“老蔡”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平庸的人,一个焦虑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太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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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琐事,在禅宗那里可以被重复、放大,直到变成诗意,变成开悟所必需的启示。而在存在主义者那里,可以变成苦役,变成牢狱。存在主义者选择鱼死网破的越狱。对于老蔡这样人生已进入午后的平庸的中年男人来说,他既不够有悟性在平庸中看到解脱的道路,也不够有勇气对着这场过了几十年的生涯发动一场颠覆运动。但偶尔依赖一些口服液来支持的时候,他还有足够的精力来悔恨、憧憬、反省;他也还有足够的闲情来进行攀比,通过攀比自我折磨。有精力有本钱有闲情这么做,说明老蔡已经是一个中产。
中产据说是我们的社会的主流,是社会橄榄球的肥腰;据说中产的情绪就是整个社会的情绪,中产的焦虑就是整个社会的焦虑。但是我们的社会显然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来阻止中产向上看齐,只要攀比,中产如何可能不焦虑?他们既要受到炫耀成功人生的广告的刺激而自卑,又要充当底层的仇富情绪的替罪羊,他们不得不焦虑。小人物的话语来自流行文化,他们的表达夸张,但他们也从平庸的生活里面很早就知道世态炎凉,很早就在建立自己的保卫机制。他们也在自己的人生中弄出很多情绪来,也爱恨离合,渡过或者一时过不去。他们只不过焦虑,只是因为缺少真正的大众文化。我们的大众文化只是向大众炫耀小众的生活,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破碎了,我们的小人物怎么能不破碎?我们的中产怎么能不焦虑?#p#分页标题#e#
他们的中年,不得不变成一种后青春期和前更年期。这就是老蔡,一个焦虑的中年的中产,他不但是一个工作狂,更是一个生活狂。老蔡有可能但不一定会因工作透支而过劳死,但一定会因为生活过度而死,对此他非常清醒,他对自己说:对此,我必须要平静而幽默地忍受下去。
小人物委琐与无奈,小人物的出场,叫我们对人性中可叹可怜的一面有残酷的清醒:大家彼此彼此,都是在茫茫苦海中被欲望利益权力所宰制。没有谁是顶天立地的君子,大家都是小人,别指望别人为你担当什么,你得自已打拼。可是小人在狡狯之外又有着一点善良,在生死悠关之际,未尝不会被形势逼成英雄,云泥相判之间,只是可叹的一念之差。儒家所谓善根与天良对人生的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作为一个小人物,这位“老蔡”先生是可以因为压力而放弃尊严。而创造了“老蔡”这个形象的陈宗光,却通过构造老蔡的生涯建立了自己的尊严。陈宗光一直在进行有意义的绘画。“有意义”的意思是:不为了挣钱,不为了评职称,不出于习惯和教条,不是不得不画,而是可以不画却不妨画着。画家通过绘画这样的行为,来寻找绘画本身的意义。在这样的生涯中,绘画变成自我观察和自我理解的渠道,绘画即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乱象得以沉淀的机缘,是生活的暴力得以纾解的治疗方案。这样的绘画具有了一种日记体的色彩,即自我催眠,又自我拯救。通过“老蔡”,宗光拒绝了“老蔡”。
中国的实验艺术,曾经以争取政治合法化,争取公开展出权利作为阶段性目标。当社会环境渐渐宽松,大量艺术家丧失了假想敌,迅速地被市场化的潮流席卷而去,有抗争的主体汇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秩序中了。
实验艺术的本意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而去设想另一种感知、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是以个人妄想对社会的理性的捣乱或者矫正。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并不总是官方意识形态。今天,追求稳定的,理性规划生活的中产阶级理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过去二十几年的合法化进程,只是实验艺术的一种临时任务,阶段性任务。它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是在于它反思了主流,而不在于他批判了官方,不在于它是地下的,被压制的。只是因为在那个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就体现在官方的操作系统中。今天,这样的阶段性任务的终结,正好是实验艺术回归到它的更本质更长期的任务上来的一个时刻。
不管是在二十年前还是今天,一种循规蹈矩的,人云亦云的,趋同的生活方式始终是社会的主流,中外皆然。这才是实验艺术真正的假想敌。它在二十年前表现为对官方话语的不反思。在今天,表现为对中产阶级理想的不反思。当整个社会中的多数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的时代,当中产阶级为自己的汽车和房子而产生得意感的时代,真正的艺术家当然正可以大有作为。艺术家可以做的就是再次用自己的荒诞,去让他们的人生遭遇不测。去告诉他们,未来是不确定的,生活需要冒险,而且生活买不了保险。陈宗光对“老蔡”的批判性构造,正是剑指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画面中,中产阶级生活,再次被表达为一种理性的牢狱。为此,他煽动了变性的力量,色彩的力量,笔触的力量,他捍卫了绘画作为思考工具的尊严,从而加入了当前深具历史意义的实验。
这正是中国的实验艺术本来的任务,它曾在一定阶段以政治对抗性的方式存在,今天,正是他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