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早餐：看“‘星星画展’回顾展”带来的思索

　　因为和王晶尧先生等一行人观摩徐唯辛先生的文革人物展，顺便在北京这家《今日美术馆》观看了星星回顾展。整体的印象是，这个展览呈现了历史的灰色记忆，从画面到画家，已经成为北京人遗忘的一个落角，我只是看见几个老外步履匆匆地进入展厅。　　而在文革人物展上，徐先生制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这个效果就是，按照一种所谓客观艺术的手法，我姑且称之为主观的客观——这也许是现象学的表述——使得文革人物以巨大的宽度和高度(有三米左右高吧!)，整齐划一地排列在馆中。他们或许是超越是非和荣辱的，带有亦敌亦友的存在主义感受：这个存在，当然接受观众们的感受和审视，记忆和判断;小人物，现在已经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并列之——受难者和迫害者，一并享受观众的眼光和鉴赏。这个记忆和历史人物的放大化，既给出中国特有的现实，也给出中国特有的无奈——在德国或者西班牙，是没有必要安排希特勒或者佛朗歌和受难者以同样的内容和形式给出画面的。但是，这个画面，正好补代了星星们没有做出的，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记忆和发言：我们留影纪念——背景是直对画展门扉的卞仲耘和王晶尧合影(其实是画作)……。　　作为一个《今天》杂志早期的作者，我本来应该充分估计这次回顾展的所谓深远意义，但是，看过画展，进行一下回顾，我却只能得出一个几乎是负面的结论：这个回顾展既没有既往之余绪，也没有开来之朝阳。她的孤独，也不是以往类似凡高、高庚或者先锋画家和诗人们的孤独，而只是反射了“孤独”本身较为原始和狭隘的含义。这个孤独，是一种比较小型的，个人的，感伤的孤独——这个孤独，成为文学之象牙塔和世俗化结合的现状中，一种无奈的悲伤和寂寞——这个寂寞，不是排山倒海以前，异峰独起时那种暴风雨前的寂静：像所有具备独创和原创性的艺术家们所遭遇的那样;命运，使得他们在产生异议作品的前夜，规定了他们愤世嫉俗的性格特征和伟大孤独带来的潜在力道——这样的作家，诗人和画家，包含我们知道的立体派，野兽派，印象派，以后出现的艾舍尔和玛格丽特等人——而是“噗”的一下子就告完结，那种效果。对于高庚们，他们完成了一种特质文化和先锋文化，全部意义在于：他们是独创和原创作者，不是模仿派和跟随派。模仿——是星星们的准确定义——这个定义，在21世纪前期再次确定，对于这些缺少原创力的画家们，是一个不算太好的消息。在电脑和其他制作成为替代艺术创造的这个世纪和上世纪晚些时候，艺术家们严格意义上的独创行为，基本完结——从绘画和音乐，从写作到逻辑推导，就连诺贝尔文学奖，也呈现一种竖子成名的不严肃状态——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摒弃托尔斯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人的小思考性质，早就把这个奖项的标准定在瑞典几个庸俗老人的保守思维中，而越发不可救要——我们当然不排除直追卡夫卡这样的出类拔萃者的少数得奖人。我个人以为，土耳其的帕默克，很有点抵抗和平衡西方思维的味道，而且成为他那个地域的全球性人物;不像很多二、三等文学写手那样，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　　星星画展和今天文学，无疑对于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算太低，太差，她是七十年代的写作者们、甚至思考者们，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上，却很少出现我们所言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般的文字规模和文学思考——这包括文学文本和哲学文本的链接，包括文学文本在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创造：如，古拉格——这个名字;很少出现类似我们提到的艾舍尔和玛格丽特带来的文字解构和媒介解构式的自我和自他提问;很少出现含带整个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意识：如，涵盖除去中国地面以外的那种所谓“新年意识”——这个意识，涵盖了整个宗教产生前后的死亡，复活和再生(涅槃)意识——也就是后来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出现的，几乎是效法之的苏鲁之(查拉斯图拉)意识和基督意识。基督意识产生的全面思索，直接涉及到画家对于语言和媒介的使用和怀疑：就像玛格丽特和艾舍尔，也向艾科和本雅明所做、所写的那样——他们的文学思索直接和上帝、和大祭司和基督王国之王们接轨，其国王和政治法术的内涵是：法律和道德链接，天地和人体接轨，头是天，脚是地。几乎在所有结构和解构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继往开来的“新年意识”，新世界和末日意识的展开和复制。究其要意，东、西方的人们，其实就是在这个很大的文本上，在现实和未来之思维中展现其文学和艺术作品，几乎没有例外。这个宗教政治和文化意识，成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和一张画面的深层次追究，且成为一切评论文本的上、下意识的索评对象。这个宗教和历史的考问，在中国七十年代末，尚未形成一种范式和习惯，也几乎没有出现在星星们的脑袋里。#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