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又福山水画创作与教学研究文献丛书—序言（摘要）

　　1988年先后在台北和北京举办的贾又福画展在海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人们记忆犹新。其中著名美国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曾有这样的评论：“尽管他的画在传统方面有极深的渊源，回归了北宋奇伟恢宏的山水大观，或再现了南宋大师的小景神韵，但却又全然是属于我们时代的。”(1988，《贾又福画展前言》)而另一位生前任日本美术评论家联盟会长的著名美术批评家河北伦明(1914—1995)则在回国后发表文章说：“1988年9月访华时，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北京见到的贾又福君的画”，“注意到中国画出现了脱胎换骨的苗头”，他并且对照着现代中国和日本画坛或虽“擅长传统技法，”却“大多仍埋没于古风”，或“尽是巧于微观的细致”却缺少“宏观的深度和远度”的遗憾而加重地说：“然而无论怎样，中国是一个蕴藏着强韧力量的文明古国，我自信在什么地方一定有某位杰出的画家;仿佛为我这个预测作出了答案似的，贾又福君的绘画创作使我不胜兴奋”，“贾君的绘画同中国雄伟的大自然生动地贯穿一体，对此我不得不瞠目而视。倘若没有这样的基础和背景，则实在无法展望东方画的未来”(1989，日本《秀作美术》第34号)。更令我们感动的是，这位当时已75岁高龄的被誉为日本文化界泰斗的老人在他生命所余不多的时间里以非凡的魄力完成的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工作，便是花费许多宝贵时光和精力全力促成了以最高规格邀请贾又福在京都国立美术馆和东京横滨公立美术馆展览和在京都艺术大学的讲学活动，此次展览和讲学活动，经中国文化部和中央美术学院批准，完全由日方出资举办，这样规格的学术交流，对中国画家而言尚属首次(1993年)。也许是“隔岸观火”的缘故吧，我觉得河北伦明先生比我们某些批评家对贾又福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可能看得更分明些。是的，贾又福的绘画创作，包括他的教学成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获得高度重视(2006，韩国首都的学古斋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贾又福的《谈话篇》)，(早在80年代台湾雄狮出版公司即出版了《贾又福画语录》，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贾又福山水画展(1995年)等)，这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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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当下甚为行时的笔墨至上论者颇显异趣的是，贾又福决不在一般化的层面发挥笔墨技能。贾又福艰苦修炼五十年，出入传统游刃有余，不能不说他深谙笔墨之道，而他追求的是发前人未发的笔外之笔、墨外之墨。贾又福倒是更加看重文化的和哲学层面的思考。他说：“所谓‘艺术本体’，我看并不能少了文化的因子。艺术本体从何而来，难道不是从历史文化、现代文化与艺术家的长期艺术实践三者相融化、积淀而来么?”“没有高层次的文化，怎么可能有高层次的艺术?”至于笔墨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讲法则是：“有什么样的发端，造就什么样的笔墨;有什么样的笔墨，成就什么样的发端。不能单谈笔墨而置发端于不顾。”如所周知，贾又福的艺术发端便是“以石观化”，这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于自己的艺术本体论建构的一种极富哲学思辨精神和个人特色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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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又福的绘画从景象到了心象，创造的是一种精神世界”。这是1991年冬继河北伦明访华后又一次来华访问的日本美术家代表团团长高山辰雄在参观了贾又福画室后发表的谈话，可知贾又福的这一艺术转向颇为引人注目和发人思考。应当说，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化，是从李可染的“为河山立传”到贾又福的“以石观化”的美学思想的变化。问：何以故?曰：正时代使然，批评家刘骁纯称贾又福的山水之变是从“具体的太行山向更抽象的意象山水的超越”，也是“从太行之魂到玄学山水的转化”(见刘骁纯《澄大怀而观大道》)，是的，贾又福的山水画新创，正是这一突兀变化着的时代的新的东方式的玄学山水，它“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它“立象以尽意”又“得意而忘言”，甚至令人“得意而忘象”，意绪无边。#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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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贾又福在山水画领域开拓与创新的突出成就为基石，建构起教学体系的鲜明学术形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1、高远的学术理想和奋斗目标;2、系统的山水画理论和教学思想;3、行之有效的具体计划和实践措施;4、相对持久、稳定的高标准的临摹、写生、创作系列化学术成果。而我想着重指出的只是，与贾又福的创作实践结成一体的教学实践，是他在多年的苦修中继承和消化了主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传统：包括徐悲鸿、李可染、叶浅予等诸多大师在巨大思想变革中对新时代中国画创作和教学主张的结晶;它绝非简单的经验积累，而是在创作和教学实践中紧密联系着这一巨大变革时代的现实从中国自身传统出发，在最大范围辩证地借鉴和吸收前人的和外来的艺术营养结出的智慧成果。正如在对待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上的“本儒而用佛老”，贾又福的山水画教学体系同样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包括对徐悲鸿所提倡的素描教学和叶浅予先生对速写、线的高度重视，以及西方古典与现代艺术，他都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融化到创作和教学中来。他曾说：“不管对我国古代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化，站到高层面去看，凡无能力抵抗者，必无能力很好地吸收”，“中国艺术家创建自己的、新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追求、发展高层次文化(不满足原有的文化遗产)何等重要!中国画画家，固守传统原有的一套文人画经典是靠不住的。”亦如他在对待生活与对待创作的关系上所说：“最大限度地深入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远离生活”，可知无论在对待中外文化关系，还是在对待创作这样一些时代性重要课题上，他不但都有一个立足于当代生活和民族土壤的鲜明文化立场和扎实根基，而且十分清醒地表明着他所坚执的教学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着的体系。这个体系是立体化的，全方位的。是背靠民族哲学精神——“寓哲于画”、“寓哲于教”的;是在长期艰苦磨练，在探索未知领域谋求发展的;因此又是极为强调个性化，独特性。始终坚持，博专契结。而其中至为重要的则是在发展中不断建构提高的中国艺术家的主体素质，这也就是贾又福十分看重的哲学的烛照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