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市场给画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在中国的各类画家中,谁的利润最大呢?
中国的画家可以从地域、师承、年龄、题材等角度,分出很多类型,其中最有实质意义的,要算从其体制归属的划分。所谓“体制”,本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隶属关系、管理权限等方面的体系制度,但对于中国的画家个体,“体制”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体制的内外,是区分画家生存形态和创作形态的显著界限。
以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为标志,新中国建立起“画院”制度,此后各地陆续成立以政府为依托的国画院、画院。官办画院体现国家的文化意志,经费由财政拨付,画家按政治任务完成“主题创作”,生活和创作经费均来自“单位”。连同与其相似的各地群众文化馆,其中的画家专以绘画为职业,是典型的“体制内画家”,他们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画家的主体。
与之相对应的,是“体制外画家”。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愈来愈多的画家脱离事业单位,成为体制外的人。特别在80年代中后期,一些艺术院校学生流落北京,在圆明园附近聚居成画家村。其后著名的“画家村”还有北京上苑、宋庄,上海苏州河、浦东,深圳大芬村等。画家因为脱离了艺术体制的束缚,赢得了创作自主权。有趣的是,这些失去了正式职业的“体制外画家”,反而因为完全以绘画谋生而被称为“职业画家”。
在“体制”内外之间的特别一类,是学院美术教师。民国初年,中国各地始办艺术学校或艺术专业,许多“海归”和国内著名画家被聘为教师,他们的收入以薪金为主、卖画为辅。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全国的各类美术院校专业日益发达,其中的美术教师既是中国美术教育的主导力量,也是中国绘画创作的生力军。他们既享受体制内的薪俸,创作又基本不受体制的限制,可称为“体制间画家”。
在当前的艺术品市场中,上述三个类型画家都被青睐,在笔者统计过的2007、2008年度近30位“千万元级画家”中,三类画家都有上榜。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从中获利最大的一类,当属“体制间”的学院美术教师。
经济学认为:利润是总收入和总成本之差,其中的总收入很容易计算,而总成本要复杂得多。经济学定义的总成本,除了包括直接支付成本外,还包括“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资源用于某种用途、而必须放弃其他用途可能带来的收益。比如,农民选择在家务农的“机会成本”,是外出打工可能带来的收入;而选择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是在家务农可能带来的收入。显然,付出的机会成本越小,收益越大。
比较“体制内画家”和学院教师,前者因为受到创作任务的束缚,创作方向的选择相对狭窄。而后者因为创作活动相对自由,既可以倾向于体制内的“主旋律”,也可以倾向于个性化的探索。这样,如果两者的收益相当,后者因付出的机会成本较小,利润要大于前者。
在总成本中,还包括“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指不论是否生产、产量多少,都必须付出的费用,它一经付出就不可回收。比如工厂即便不开工,也必须付出的厂房维修、保安等费用。显然,在“沉没成本”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销售额越多,利润就越大。
再来比较学院教师和“体制外画家”,前者的收益既有教职的薪金,也可以有作品的市场收入;后者因为缺乏固定生活来源和创作基金,只得专以卖画为生路。在全国各地的体制外职业画家中,除了少数大腕,更多的仍在为温饱忧虑。对于二者,作为创作准备的知识积累、技法研习、构思制作等,是同样需要付出的“沉没成本”,但相比之下,前者的收益更为灵活和稳定。#p#分页标题#e#
事实上,学院教师不仅因为上述的优越性而利润最大,而且由于处于体制间的独特位置,最被市场关注。目前,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四川美院等教师群体,在油画市场最火;在某网站有拍卖数据记录的900余位油画家中,美术教师占有半数之多。
看来,学院是画家最丰美的栖居地。难怪,不少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画家,都愿意在机会成熟时置身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