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 罗中立
罗中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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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过了那么多年以后,回头再看《父亲》这样的历史性作品,已有很多很多说法。关于《父亲》的阐释形成了一条历史线索。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父亲》产生时候的历史、政治、文化及人文语境,具体到你自己的个人经历,甚至具体到四川美院七七、七八级生活的小环境,师生之间乃至于同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这些东西是最真实、最具体、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就从你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绘画经历开始吧。
罗中立:和其他访谈不同,你一开始就从个人的具体创作经历、背景出发,这样谈话主题会比较明确。
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兴趣爱好上没有多少选择,就是拉拉二胡、小提琴什么的,那时我喜欢画画。我的父亲是绘图员,跟“绘”有点关系,也算是个业余爱好者。家里四兄弟我排行老二,画了画就贴在墙上让父亲点评,我对画画的兴趣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上初中二年级时参加了一个在香港的儿童绘画比赛,得了优秀奖,还有2元钱稿费。那时大人一月的工资也就是十几元钱,所以这是一笔不少的钱,有一种很大的成功感,对我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记得那一幅画叫《雨后春耕》,因为学校周围就是农田。
王林:现在看来有些宿命,你从小就注定了要和农村、农民题材打交道。当时一提农村就是春耕、秋收。后来《父亲》画秋收,潜移默化中也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罗中立:当时有本书叫《初升的太阳》,是写一个俄罗斯少年为了理想如何奋斗的故事,对我影响非常大。那本书里就有许多关于农村场景的插图。现在回想起来,为理想而奋斗真的是很狂热,冬天打着赤足写生,苦但快乐着。你看我现在画画的劲头就可以知道当年的勤奋。1964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附中。在那个“红”与“专”大辩论的年代,努力画画是一种地下状态,如果公开的话就有可能因为“白专”而变成批判对象。因为上创作课,向工农兵学习,去了大巴山区。我第一次离开重庆的经历就改变了我的一生。
回来后便是文化大革命,折腾几年,1968年分配到了达县钢铁厂。当锅炉工,从臭老九变成工人阶级。
王林:命运又把你送到了大巴山区。人生有时候是这样,很多经历后回头去看,仿佛一切早已命中注定。
罗中立:达钢一呆就是十年,其间画了不少大批判刊头,也画了不少连环画。
王林:说到连环画,这很重要。你在文革时期画的速写都有连环画的味道。连环画的情节性、细节化和你的创作关系很大。你现在的画也有故事,有讲述。
罗中立:我的速写、油画的确都有连环画的完整性。文革期间画连环画小有名气。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四川美院第一次到达县设点招生,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是最后一个报名。
王林:按年龄是末班车,按报名顺序是最后一名,说来又是巧合。你人生过程的关节点,碰到画画的事儿都挺有机缘的。#p#分页标题#e#
罗中立:开始我是想考国画,没有,只好报油画。文革期间也画过一两张政治题材的油画,例如《师傅送我上大学》,还参加过美展。
王林:你那时送画参加过全国美展吗?
罗中立:全国美展没选上,选起省里的。还有一张《红军万岁》,讲的是一个老石匠因保护“红军万岁”的标语而临死不屈的故事。画法也就是附中学到的苏派画法。
进入大学以后重点也是画连环画。后来画过一些风景,想另辟蹊径。那时班上画得好的同学都是苏派,我和同寝室的张晓刚都是班上比较差的,张晓刚还差一点退学。
王林:当时画苏派画得差的后来名声反而更高,这是因为在标准的苏派绘画体系中陷得越深,越不容易摆脱出来,越不容易形成后来所需要的个人风格。当时不觉得,但经历学习阶段成熟之后,要形成自己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语言时,受学院体系制约就会更大。反而是那些处于苏派边缘的人,容易走出来,没有负担,该放弃就放弃,该改变就改变,这就有了创作心态的自由,有了艺术感觉的生长。川美77级的例子很典型。
罗中立:嗯,有道理。反正我就一天到晚画连环画,保持点自信心。但是真正的信心起来,是“野草画展”校外的艺术活动,感觉一下子就翻过了山尖尖。作品自己选送,我就放开画了一批风景。这批画有装饰性的,也有带表现性的。还不错,与我今天的画风其实已经有联系了。
王林:“野草画展”中体现出来的表现性,是四川美院77级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张晓刚、周春芽、叶永青都是这样从乡土边缘走出来的。对你而言,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当时画救护车那张画的象征性。
罗中立:当时想救护车就像文化大革命,本意是好的,想把国家弄好,结果反而出了车祸把行人给撞死了。我想用表现性方式来表现政治题材。
王林:表现性和你现在的画联系很深,但《父亲》的创作和作品的象征性更有关系。画《父亲》之前,你还画过什么作品参展?
罗中立:第五届全国美展。那是一个很高的殿堂、门槛很高。
王林:当时你送的什么作品?
罗中立:《彭德怀》、《忠魂曲》,还有《孤儿》。《孤儿》是合作的,我画的稿子,雷洪画的。一下子选上三张。《忠魂曲》画天安门事件,浪漫主义。《彭德怀》写实。《孤儿》是很典型的伤痕题材,一个孤儿望着被文革整死的父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