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卫绘画的死亡：以20世纪90年代的油画为例（一）

　　内容提要：　　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前卫绘画总是随着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的改变而改变，在风格和流派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美术、以吴冠中等艺术家为代表的“形式”革命，以及以“无名画会”、“星星画会”、“野草画会”等为代表的民间美术团体，新潮时期的抽象艺术和各种现代美术运动，90年代初的“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它们都具有那个特定时期某种独特的前卫性；在文化和美学的层面上：政治的前卫、美学的前卫经常有机统一，反叛的前卫与颓废的前卫常常异质同体，同时，精英主义和先锋精神、虚无主义和颓废意识都能在不同的阶段衍化为一种“前卫”。甚至在90年代中后期，“艳俗艺术”和“泛政治波普”也一度挤身于前卫绘画之列。显然，中国前卫绘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现象，惟有将其放在特定的艺术史上下文中，我们才能更好的梳理和透析这种艺术现象的发展与流变。　　在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前卫绘画之前，我们需要简单地回顾80年代前卫绘画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实际上，文革结束后，中国新时期的艺术在三个发展方向都自觉地具有某种前卫性。首先是“伤痕”和早期“乡土”绘画表现出来的“批判”和“反思”意识；第二种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吴冠中、袁运生等艺术家所倡导的“形式主义”的艺术变革；第三种是以民间艺术团体形成的现代美术运动，例如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的“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上海的“草草社”、重庆的“野草画会”等。具体而言，尽管“伤痕”美术是国家至上而下的“反思文革”的产物，但它对历史的反思，对人道主义的渴求，已开始具有前卫艺术所具有的文化批判性特征。而吴冠中、袁运生等艺术家所代表的“形式主义”更多的是借艺术语言的纯化和本体的独立来逃避文革时期政治话语对艺术的压制和规诫。这种艺术主张兼具“政治前卫”和“美学前卫”的特质。但是，和这种以“美学叙事”的形式追求来表达对之前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文革艺术的无声抗议和前卫姿态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民间画会组织和艺术团体则具有鲜明的前卫文化立场。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西单民主墙所举行的各种现代艺术作品的展示活动，还是北京的“无名画会”、“星星画会”、 重庆的“野草画会”等艺术团体，这些艺术家对体制的批判、对自我表现的遵从、对语言革命的渴望，都体现了前卫艺术反主流、反体制化的诸多文化特征。批评家高名潞曾把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前卫艺术的目标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征服政治空间的前卫意识。[1]　　尤其是在“新潮美术”阶段，当时的抽象艺术、各种现代美术运动和艺术团体都表现出极强的前卫性。就那一时期的前卫绘画的特点来说，至少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反传统，主要体现在“政治的前卫”和“美学的前卫”[2]中，换句话说，由于受中国“整一现代性”[3]的影响，新潮的前卫绘画首先是要实现前卫艺术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公共空间的独立。其次是寻求语言的变革，即对“新的崇拜”。“形式”即“现代”、“语言”即“前卫”是整个“新潮美术”最大的特点。用美术界流行的话讲，“我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将西方现代主义的语言统统过了一遍。”当然，语言的革命并不是当时前卫绘画追求的全部，重要的是这种语言的变革承载着新潮时期艺术家对文化启蒙和现代文化的憧憬。第三，文化反叛和思想启蒙。不管是“反传统”还是“语言变革”，不管是“行动主义”还是各种现代艺术运动的文化宣言，此一阶段的前卫绘画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建构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化或者前卫文化。　　但是，总体而言，就新潮美术的前卫绘画来说，它们都并没有实现波吉奥里和比格尔[4]所认同的“前卫”，一方面是限囿于“整一的现代性”，因此它并不能达到西方两种现代性和两种前卫的文化高度；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并不具有盛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生产，相反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从西方“美学的现代性”和“前卫艺术”的反现代化和反资产阶级庸俗的大众文化这个角度来理解，80年代的中国美术界并不能建构一种新型的前卫文化，毕竟我们没有前卫文化的存在基础——发达的工业社会。所以，新潮的前卫绘画并不能建构出一种独立于官方艺术形态，又能与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相区分的前卫文化。同时，由于新潮的前卫绘画重要的是语言的更新和文化观念的理想主义，因此其批判很难直接进入现实的生活层面。正基于此，以1989年北京的“现代艺术展”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为标志，中国的前卫艺术和前卫绘画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至少是进入了沉潜状态。#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