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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力主革新的融合派大师首推林风眠(1900-1991年)。他的出身与齐白石(1864-1957年)、潘天寿(1897-1971年)相当,但其艺术之路与他们迥然有异。在艺术观念,林风眠与刘海粟(1896-1994年)颇为相似;然与刘海粟相比,林风眠中西合璧之路走得更为坚定、更为彻底。
林风眠出身于广东梅县的一个石匠家庭,从小跟随父亲涂鸦学画。在38岁以前,林风眠积极献身于美术教育和美术运动,主持过北京艺专、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创办了国立西湖艺术院。自抗日战争初期,他辞去国立艺专校长职务之后,就不再热心于社会活动,而埋头于画室中孤独求索“东西方和谐和精神融会的理想”。
其实,林风眠改革传统绘画的创作实践从法国留学时就已开始了。留法7年,林风眠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写实绘画和印象派、野兽派绘画,并十分关注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回国后,林风眠踌躇满志,开始水墨画的改革和实验,准备实现自己振兴中国艺术的宏愿。虽曾以“我入地狱”的精神,竭尽全力振臂高呼“艺术运动”并身体力行,却难有成效。最终,林风眠只得被迫独身一人躲到重庆弹子石的一个偏僻破落的村舍,不受干扰地探索他的水墨画。1952年至1977年,林风眠以“退休”教授的身份栖居上海,过着漫长的隐居生活,深居简出,全身心耽于创作,画了大量的花卉、禽鸟、风景和戏曲人物,迎来了他探索的第二个高峰。1979年林风眠定居香港,将其余年和重新焕发的艺术青春献给了纯粹的艺术,在创作上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林风眠一生从事中西艺术融合的探索,面对中国画停滞不前的形势,他忧心重重:“国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几无生路的局势。”但他不像叫嚷着要“全盘西化”的人那样简单,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中国自宋以后走上了临摹古人路子,画面渐趋枯竭,变成了幽灵;而西洋画,文艺复兴后,走到19世纪学院派手里,则变成了木头,要重新复苏,唯有以大自然为本,去发现、领略其中本体。”他首先在思想上拓展了绘画的境界与视野,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抛却狭隘的带有地域特色的艺术观。他又十分强调艺术创作的意念,认为意念是艺术创作的主要方面,而形与色无非是发掘这一意念的锄头,“如果省一锄头可以掘出更多意念的宝藏来,我们何苦非要多掘一下不可呢”?
“西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客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之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之表现,把自身变为机械,把艺术变为印刷物……东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主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过于不发达,反而不能表现情绪上之所需求,把艺术变为无聊时消倦的戏笔,因此竟使艺术在社会上失去其相当的地位(如中国现代)。其实西方艺术上之所短正是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之所短,正是西方艺术之所长。短长互补,世界新艺术之产生,正在目前,惟视吾人努力之方针耳。”林风眠心中的理想艺术,既讲究造型、又具有主观表现的自由度。因而,林风眠从了解宋元、深究汉唐以及广大的中国民间艺术入手,又透彻地探讨了西方美术,综合中西之长。他努力使表现手法和绘画样式更加单纯简洁,用较少的笔墨表达更丰富的内涵,以西方化的笔调体现了东方诗意。他用以融入中国绘画的,主要不是再现描绘的技巧,而是色彩、造型上的表现性。他透过印象派攫取自然的方法,将浓彩与淡墨相互交织,以色彩表现自然的新鲜与活力、质感与量感,以视觉性打破墨色的概念化,以主观的感觉打破固定的公式用色法,并注重景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融和所产生的整体性,有雷诺阿的松动、莫奈的新鲜明朗、塞尚的统一节奏,再以中国的线条和墨韵,单刀直入,以闪电般的速度表现了其雄博磅礴、粗犷豪放的气魄。#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