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就是一张脸——陈丹青谈《西藏组画》

陈丹青 《西藏组画》 之一

　　采访时间：2009年7月11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陈丹青工作室

　　受访者：陈丹青(画家)

　　采访者：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王端廷(以下简称“王”)：我们的课题是六十年六十个艺术家六十件代表作品，是以每个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作为一个个的点来串起新中国美术六十年。按照课题组认定的，你的代表作是《西藏组画》，因为这幅画不仅是你个人的成名作——可能你自己觉得你的成名作是《泪水洒满丰收田》。

　　陈丹青(以下简称“陈”)：对。

　　王：而且这件作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要请你围绕作品创作前后的情况，以及你本人今天如何看待这件作品来谈一谈。实际上，你不断地接受采访，多次谈过这些。

　　陈丹青：像你这样的采访没有，都是新闻媒体泛泛而谈。

　　王：谁采访不重要。

　　陈：挺重要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王：我们做这个课题是重述或回溯艺术史，实际上这组作品在中国艺术史上已经有定评了，所有的有关中国现代艺术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件作品。

　　陈：但是我相信这件作品跟所谓的时代太有关系了。第一因为是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班的毕业创作，它肯定会被关注。第二是当时媒体太少了，在北京只有《美术》杂志和《美术研究》，全国最权威的就是这两份，上海和浙江也有刊物刊登了，所以它立刻在一年中在全国最主要的几份媒体上都登了，很容易被认为是定评了。但是实际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我当时二十七岁，在学院是助教，跑跑腿，还是晚辈。可能现在媒体是过了三十年看这件作品很重要。在当时也蛮重要，但和今天讲重要是不一样的，因为后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西藏组画》出来时是第一被当作好的有代表性的毕业创作，第二是这组画一出来，大家觉得文革教条化过去了。

　　王：对，它恰恰是在中国文革美术的假大空、红光亮的背景下突显出来的。

　　陈：1980年我画出这些东西时，我有点没有想到那么快就会被认同，完全没有想到。所谓认同，第一我被入选了，我画七张的原因是我想可能一张会被入选，结果没想到全部展出。

　　王：最早是在中央美院的陈列馆的毕业创作展。

　　陈：也就那么一次。

　　王：1980年。

　　陈：那是全班，还有整个年级都要有毕业展，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展。我是油画班的，当时九个同学。事实上大家的思维还是和文革是一样，就是我要提交一件作品来参加毕业创作展。可是我当时一下子画了七件，七件有别的原因，我为什么要画七件，而且以后继续画，这个等会再谈。我当时画七件其中一个打算是至少会有一张会展出，没想到结果立刻一分钟内就决定全部展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在画时是躲开大家的，我是在西藏画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也是过去十几二十几年的惯例，创作必须在集体的语境中，即从讨论草图到画到形象到全部画完都要不断地让同行审查，领导也要审查，七嘴八舌，从文革中我就很讨厌这种办法，所以我就躲到西藏去，拿回来，要也是这个，不要也是这个。所以我当时的姿态现在想来已经有一点至少是不合作姿态，谈不上对抗，用一个软办法，我已经画好了，你要展就展，不展拉到，结果没想到全部都展了。

　　王：不管是你的创作态度，或者是你选择的题材，包括后来被展出、被选择都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陈：当然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是这样，我想老师和同学都没有料到我会拿回来这么一批作品。第一那么小，第二是好几张，第三完全没有主题。四年前我第一次到西藏绝对是苏联画法，我拼命想学苏里柯夫、德加切夫、马伊森科等我们能想得到的苏联画家，而且是准政治题材，这也是没问题的。忽然我拿出七张灰灰的小小的作品，大家会忽然觉得很新很奇怪，我看出来他们不但立刻允许我展出，而且立刻成为那届展览至少油画班被议论的一组画。接下来是杂志的事情，宣传上的事情。我记得栗宪庭忽然跑到我宿舍里来。#p#分页标题#e#

　　王：他是非常敏感的评论家。

　　陈：他说关于这组作品要我写一篇创作谈。那时候规矩都是这样。此前我都没有在《美术》杂志发表过文章。

　　王：你写的一篇文章是《我的七张画》。

　　陈：那是两篇。《美术研究》同时也要求我写。当时我很受宠，忽然两份杂志都叫我来写，我急死了，不知道怎么写。《我的七张画》写了将近有一个月都写不出来，第二篇是栗宪庭要的那篇，蛮快就写出来了。这两篇在同一月也就是1981年1月号的两份杂志上同时发表。在《美术研究》作品作为封底，在《美术》杂志给了我两三个Pages，封面是罗中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