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批评的历史,批评家走向前台 首先在美术界掀起轩然大波是在1978年第8 期《连环画报》上登载的水粉连环画《枫》,作者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位上海知青程宜明、刘宇廉和李斌,改编自青年作家郑义的同名小说,内容是文革期间一批中学生分裂成对立的两派红卫兵组织,男女主人公是分属两派的一对恋人,最后在一场你死我活的武斗中双双死去的悲剧。作品在《连环画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大的轰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美术界,广大读者争先恐后给编辑部写信,编辑部说这是“有史以来少见的热烈反响”。当时文革遗风犹在,文艺界还在进行关于“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因此反对的人也不少,有人认为作品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正面表现了林彪和江青的形象,等等。这种意见当然也反映了有关部门主管的思想,画报出版不久,有关部门就要求停止发行和出售该刊。从历史背景来看,这时正值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期,对美术界来说,真实地反映历史就是忠于真理。可以说,连环画《枫》是在文革后第一次从视觉上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事实,在一些画面上出现了林彪和江青接见红卫兵的历史“镜头”,这些场面都是直接搬用的照片,有着强烈的历史感,没有作任何丑化。有一个画面是在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下面画躺着战死的红卫兵的尸体,这种构思充满着历史的隐喻,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连环画的作者在创作体会中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件作品的主题:“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在用绘画重新表现这个主题时,有一种很大的激情,促使我们竭力如实地去表现这一代青年在当时的纯洁、真诚、可爱和可悲,用形象和色彩,用赤裸裸的现实,把我们这一代青年最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们看。”正是这种严肃地面对历史的真实的精神,才使一期本来无人关注的《连环画报》成为社会的热点。严格说来,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更关注艺术本身的问题,它不象文学那样在文字的描述中直接进行社会评论,对艺术家来说,真实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尽管在真实地表现历史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艺术家本人的价值标准,但形式上的突破对他可能更有诱惑力。如在《枫》中,真实性或纪实性已成为一种手法,新闻照片的搬用改变了戏剧性构图的方式,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与历史感,,这种现场感也影响到其他画面的处理,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绘画的中心人物制度,当然这也与连环画可以多画面来构图有关,但这种趋势对日后的现实主义绘画起了重要影响。因此,在《枫》中实际上体现了两种真实,一种是历史的真实,一种是艺术的真实,如果说历史的真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艺术界的一种普遍的思潮,那么艺术的真实则在艺术形式上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1980年美术评论家何溶在第12期《美术》杂志上撰文谈到文革以后中国美术实现的伟大转折,虽然他在语言上还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但其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美术创作的发展,是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随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要求的,是摆脱现代迷信的束缚,摆脱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纪念张志新烈士的美术展览,是美术界摆脱这种束缚的一个有力的征兆,整个展览闪耀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光彩。这个展览之后,是庆祝新中国诞生三十周年的美术展览和展出作品的评奖,连环画《枫》荣获一等奖的第二名,这表明思想解放运动在美术创作上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在我看到的几个青年美展中,四川的青年美展表现得甚为突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伟大转折之中,为了促进这个伟大转折的发展进程,我们的美术创作已开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它在开始摆脱旧的束缚,在探求新的语言,并已开始摸索到一些新的、可贵的经验,仅就四川美院同学的一批新作来说,就很有突破水平、刷新记录的意义。” 《父亲》虽然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长期影响下,否认此画的积极意义的呼声也很强烈,在1981年第9期《美术》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对《父亲》进行了讨伐,作者承认画家把他所发现的农民的苦楚如实地反映在作品中,但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一般人的视平线上”。他认为《父亲》的形象是“麻木、呆滞”,“消极等待,逆来顺受,悲观失望”,“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旧式农民”,是个“又黑、又暗、又涩,象个‘烟鬼子’”的人物。【7 】因为画家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正确的审美观才创作出了这样的形象。著名美术评论家,新时期以来最先系统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邵大箴针对这种论点指出:“要欣赏这种泥土味,这种质朴无华的美,是需要有健康的审美观加以指导的;而在审美趣味长期受到污染的情况下,在艺术创作中表现这种真实的美还需要有点勇气。‘红光亮’的模式是不会轻易从人们的头脑中自然消失的。”“《父亲》不是单纯地表现农民的疾苦,但它反映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这一面也不容忽视。假如说表现农民的勤劳、朴素、任劳任怨是此画的‘第一主题’,那么作为陪衬的艰苦的生活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它的‘第二主题’。这第二主题之所以激动人心,因为它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