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的收藏涉猎广泛,造诣很深,收藏数量最多的是古旧书籍。鲁迅在青年时期,就节衣缩食购买书籍。留学日本时,喜欢逛神田町旧书摊,购买了大量古旧书籍。1912年到北平担任教育部佥事以后,鲁迅住在宣武门外琉璃厂附近的绍兴会馆,琉璃厂的书肆和碑帖店铺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鲁迅日记》记述了他的购书情况,如:1912年5月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经》、《中国名画》。在北京生活的10多年中,鲁迅到琉璃厂去过480多次,其中1916年最为频繁,多达80次。鲁迅每年都有专门统计购书的“书账”,自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17日(病逝前两天)的20多年时间里,他先后购买了14000多册图书,共支出10913.65元,每年购书费用约占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鲁迅所买的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其中,他所收藏的清代道光十四年临海宋氏重刻本《台州丛书》20册中,经他亲手抄补的达4册另8页,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是,鲁迅的藏书中没有宋元善本,他收藏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所谓藏以致用。鲁迅的考古、收藏活动与写作生涯是互相渗透的,他编辑、校订出版的《嵇康集》、《唐宋传奇集》与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他收藏、研究古籍的直接成果;他的许多杂文、随感录,也与其收藏经历与鉴赏经验有密切关系。
鲁迅研究碑帖非常严谨、缜密而深邃,他对碑刻拓本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抄录、编目是从1915年开始的。鲁迅抄书的数量,保守的统计,字数可能在100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鲁迅曾对自己所收集的大量秦以后的金石碑帖进行整理,编辑了《俟堂砖文杂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等,并写下大量考证文章。鲁迅对“大字之祖”《瘗鹤铭》颇感兴趣。《瘗鹤铭》原刻在镇江焦山石壁上,后遭雷击崩落于长江之中。鲁迅对《瘗鹤铭》作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首先是搞清碑的尺寸、字的布局和形态、碑的现状和所在的地方,并进行认真的校勘和补缺;再将碑的现状像摄影一样加以描摹。鲁迅根据字的大小,对《瘗鹤铭》文字顺序作了排列,认为“高约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他又参考了收藏的版本,补齐缺字,使之笔意相连,同时纠正了当时的权威著作《金石萃编》对《瘗鹤铭》的误判。鲁迅认为,焦山复原的碑刻的位置并不科学,它是根据《金石萃编》的记载所定,“铭石高八尺内”,这同其所描述的“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自相矛盾,因为根据实际行距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无法容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鲁迅对碑刻的校勘,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