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绍君：呵护中国画（一）

2016-05-30 10:47:12 国画

　　近30年来，对潘天寿的研究有很多成果。除潘氏本人著作如《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顾恺之》《潘天寿诗集注》《潘天寿谈艺录》(潘公凯编)《潘天寿论画笔录》(叶尚青记录整理)《潘天寿书画集》(全二集)之外，还有《潘天寿研究》(全二集)，《潘天寿评传》(邓白)以及传记性著述、回忆性著述、浙江美院校史旁及潘天寿思想和艺术的著述等。本文结合阅读感受，联系相应的背景，试谈两个观念形态的问题：潘天寿对中国画的理解与呵护。这两个方面恰好构成“潘天寿与中国画”这个题目的基本内容。

　　潘天寿对中国画的呵护观念，集中体现于他的“中西画拉开距离”说。不过，“拉开距离”说是新中国时期才正式提出的，它是怎样形成的，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中间有过什么变化;作为一种文化态度，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在今天还有无意义等问题，似较少有人注意。对此加以梳理，有助于了解潘天寿对中西画关系认知的心路历程，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国画动荡起伏的处境。这需要从潘天寿的年轻时代谈起。

　　潘天寿就读的浙江第一师范，是开办于晚清的新式学校之一。在校五年(1915-1920)，先后受教于兼通中、西文化艺术的经亨颐、李叔同、夏丐尊等，这五年间的中国，发生了以批判传统、引进西学、张扬个性为特点的新文化运动。北京的“五四事件”点燃了各地的学生运动，一师成为浙江学潮的中心，鼓吹新文化的《浙江新潮》在校内诞生，校长经亨颐支持学生自治，提倡白话文。潘天寿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游行过程中曾被警察的刺刀划伤脸额。[1] 他的老同学冯蔼然回忆说：“五四运动到来，潘君已是本科三年级学生。除罢课期内参加游行、开会，上课期间学些文字改革、批判旧道德，破除迷信和关心时事外，作书学画，攻读不辍。” [2] 这里说的“作书学画”，一是指课堂上从李叔同学西画，二是自己在课余学中国书画。潘天寿说，他从李叔同学的是画“石膏三角几何体、圆锥体，以及用木炭画石膏头像，半身裸体人像等等，足足画了两年。”尽管他喜欢中国画，学西画“感觉拘束，不痛快，常常应付。”[3] 毕竟还是学满二年，对西画有了相当的了解。人们谈一师时期的潘天寿，多谈他接受李叔同等的人格影响，而忽略甚至回避谈他对西画的学习，对新文化的接受。事实是，直至潘天寿任教于国立杭州艺专初期，他在学习与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新思潮的关注，对借鉴西方文化的企盼。在新文化运动展开的20年代，文化界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与此同时，白话诗、白话文兴起并流行，开启了中国文学语言和文化变革的新纪元。潘公凯说，他零星读过父亲早年写的白话诗文，深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介绍两篇潘氏早年的白话诗文：[4]

　　归心天授

　　缭乱的额发，整理的归心，不耐烦的梅雨，懒懒地等牠归去呀!

　　碧沉沉的青山的那边，已记不起多少的路程了!

　　经过那目所看不到的绿釉釉的平野，就是我姑姑的家里。

　　去年的那时，不是儘可纪念的吗?

　　绿浦的姊姊，东邻的弟弟，

　　别有微笑而说着的：“多带些异样的花儿回来呀!”

　　高背的婶婶，也同站在旁边咧!

　　今年!高背的婶婶已过世了!

　　最可留着深深浅浅的痕迹的：就是她常常以乏力的而断续的声音，

　　缕缕地述起我爹爹妈妈的事;及那夜同着许多朋友，

　　讨论新社会布置的争执，哥哥曾不是爹妈的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