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存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中国画中以“羊”为题材的作品,至少在隋唐时期,便已开始出现。唐朝有阎立本(601—673)的《职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周昉的《蛮夷执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刁光胤(约852—935)的《枯树五羊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福的《五羊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朝有苏汉臣(1094―1172)的《开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陈居中的《四羊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迪的《春郊牧羊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朝有赵孟頫(1254—1322)的《二羊图卷》(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等。唐宋元时期,还有不少无名氏的“羊画”作品,如宋代的《初平牧羊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元代的《三阳开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它们都是中国绘画史上早期著名的画羊代表作。由于早期羊画作品凤毛麟角,题材独特,这些作品也就成为研究生肖画的经典佳构。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时代并不久远,从整个传世作品来看,要远远多于唐宋元时期,因而流传于后世的“羊画”就极为可观。从文献记载可知,在明代,出现了专门以画羊著称的画家胡俨。胡俨(1360-1443)曾拜国子监祭酒,著有《颐庵文选》、《胡氏杂说》等。清人徐沁《明画录》称其“以水墨秃笔写羊、鹿,甚佳”,可惜未见有画羊作品行世。现在所见,仅有《行书赠况钟诗》(江西省博物馆藏)和《行书题洪崖山房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件书法作品。虽然出生于明代早期的胡俨并未有画羊作品留给后人,但与之稍晚的画家,开始陆续有作品流传。从明代早期的朱瞻基(1398—1435)到清代晚期的任伯年(1840—1896),在跨度近六百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出现了不少以“羊”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羊画作品,其作者大多擅长画人物,“羊”乃其人物之配角;或者以花鸟或山水见长,而兼擅画羊者。从羊画主题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图1)
图1、明·朱瞻基《三阳开泰》,纸本设色,211.6x14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是取“羊”之吉祥寓意绘图,其中尤以三阳开泰的主题最为多见。所谓“三阳开泰”,因“阳”与“羊”谐音,“三阳”即早阳、正阳、晚阳,《周易》称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有吉亨之象,因而常常用来称颂岁首,寓意吉祥。明代朱瞻基在其《三阳开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自题曰:“宣德四年御笔写三阳开泰图”,画面便是描绘三“羊”而取其祥瑞之象。而清代乾隆皇帝(1711—1799)也画过《三阳开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据其自题所知,此图是仿自元代赵孟頫,而赵氏原图现仍传于世,即前述之《二羊图卷》。从原画得知,赵氏只画了两只羊,乾隆在临仿赵氏原画的基础上,特地在左侧加了另一只,以昭示其三阳开泰,并书《开泰说》于拖尾,并指出:“羊者,阳也。古人因字寓意,多为此图,以寓开泰之义”。清代意大利籍中国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也有《开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所绘技法则是以写实为主,中西结合,画面给人以更加逼真的效果。(图2)
图2、清·弘历《三阳开泰图》,纸本,28.2x133.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明清两代,即便在一些不以“三阳开泰”命名的羊画中,大多也以“三羊”为主题,以取其寓意,如明人无款《柳荫嬉羊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便描写牧羊人驱赶“三羊”,既是生活场景的写实,又寄寓“三阳开泰”之意。(图3)#p#分页标题#e#
图3、清·黄棨《太平欢乐图册》之《市羊迎亲》,纸本设色,14.8x9.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甲骨文中,“美”字呈现头顶大角之羊形,因而有“羊大为美”之说,同时,“羊”通“祥”,“吉祥”多被写作“吉羊”,所以在传统中国画中,“羊”多寄寓吉祥、美好的愿景。在清人黄棨(1772—1884)的《太平欢乐图册》中便有描写《市羊迎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画面。作者在题识中这样写道:“案:易《兑》为羊,吴氏注:羊外柔能说,而内刚,故《兑》为羊。《说文》曰:羊,祥也。浙江士庶之家,初婚有市羊为亲迎之礼者。《晋书》曰:郑氏昏物。赞云:羊者,祥也。婚之有羊,取其祥也”。据此不难看出,在包括浙江一带在内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在结婚之时有买羊迎亲之俗,传递的就是一种吉祥的寓意。该图描绘的是一个老者从集市购回三羊的情形。无独有偶,所描绘的刚好也是三只羊,又寓含“三阳开泰”之意。黄棨的这本《太平欢乐图册》是临摹自其师方薰(1736—1799)。方薰的原本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进呈官府收藏,现在已佚。该图册描绘的是乾隆时期浙江地区的风俗情况。因此,据此可知,在绘画中出现婚嫁市羊的场景,至少在清乾隆时期便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