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铢钱有何标志 其收藏价值如何的呢

　　三铢钱有何标志 钱币产生的背景

　　三铢钱是收回铸币权的标志。古今对三铢钱始铸时间的错乱，主要源于其背后的两大历史背景：一是景帝刘启后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势必使中国又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二是武帝对匈奴长达15年的战争。前者涉及到西汉政权的根基，后者则属于“马邑之谋”引发的报复性事件。然而，足以使武帝实行以“铢”重入钱文方孔圆钱大变革的，并非“元狩始铸说”者那么简单“欲发行轻钱弥补国用不足”的问题。

　　“吴楚七国”之所以“乱”，其根本原因在于汉代“使民放铸”的货币制度。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年)新铸“四铢半两”法钱时，废除吕后时的“盗铸钱令”，复高祖放民私自铸钱。是时，文帝赐宠臣邓通蜀严道铜山(今四川荥经县)自铸钱，后又赐握有军政大权的吴王刘濞“即山铸钱”，当时就受到贾谊的反对，他的意见却没有被文帝采纳。刘濞铸钱“富埒天下”后(邓、刘等铸钱可与官铸钱媲美)，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终于借势起兵反叛，汉朝的半壁河山全部陷入叛军掌握之中，而刘濞却并没有因景帝的妥协而停止行动，他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中国几乎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幸而景帝明智地任用大将周亚夫，才很快地平息这场叛乱。此事件《汉书·食货志》有明确记载：“上不听。

　　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因此，“七国之乱”的根源是“使民放铸”。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吸取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收回四铢半两铸币权为官府所有。但由于其前后市面上大量流通的“四铢半两”钱，鱼目混珠，景帝的儿子武帝刘彻继位后，便改铸具有官铸标志性的“三铢”钱。三铢钱“铢”之“金”字旁下身从“王”，且“王”字大“朱”字小，便是其标志性特征所在，也是辨伪标记。

　　以“铢”重入钱文有何意义 三铢钱重大改变

　　三铢钱是“名”与“实”的统一。武帝在景帝收回官铸铸币权后，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最终以五铢钱统一货币的二十七间，加紧开展了六次币制改革，三铢钱便是武帝进行的首次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以“铢”重入钱文，实行钱币名称与实际重量的统一。汉初的钱币，史籍上记载的只有吕后的八铢“半两”和“三铢”钱是名符其实的，而以官铸三铢钱并实行市场上“称钱衡”制度，便于民众识别和接受民众监督，这在汉初货币中还是第一次，也是汉武帝此次币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笔者收藏的这5枚重于三铢的创建品“法钱”，则是对其此次币制改革史料的补充。

　　这5枚三铢钱由笔者同时在我国西南地区一人之手购得，均为熟坑钱，尽管其锈色相似但层次不同，流通磨损缺陷也不一样，字口间还残存有土锈，应为批次出土品;其钱文“铢”之字“金”写法为头顶“△”形下四横书“王”，其书写版式可见宋志强《中国古钱币库》第138页拓图(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属真品无疑。通过对这5枚“超重”钱币总量的分析研究，发现其是称重8枚三铢钱的法钱。以“铢”重入钱文是五铢钱的铺垫。三铢钱自建元元年始铸后，由于其钱轻，很容易造成“盗铸”，且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为准备对匈奴的战争，所铸“半两”重四铢，实际减重后又称“三分钱”，从三铢钱铸行仅四年左右，出土及传世很少，得知它所承担的社会流通功能有限，所以《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这进一步说明三铢钱并非“欲发行轻钱以弥补国用不足”。

　　而实际上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军费来源，除“行半两”钱外，是因富室豪门“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武帝采纳张汤的建议，所造以法令强制推行的银锡合金“白金三品”及皮币大额虚币，因“民不宝用”，一年多后废止。尽管如此，三铢钱以“铢”重入钱文的这次大变革，为武帝最终以上林三官五铢真正统一货币，其铺垫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三官五铢所采取的以“铢”重入钱文、由官炉统一铸造、设“三官”审查成色、“重如其文”、五铢钱上铸内外廓(面无内廓)等彻底统一货币的措施，都有可寻的三铢钱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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