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大钱与会昌钱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曾铸行一种“乾封泉宝”虚价当十钱，因引起私铸泛滥，次年即停止使用。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铸行虚价大钱。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铸行“乾元重宝”钱，这种钱直径一寸，每贯(千文)重十斤，每枚重量约为开元通宝钱的二倍，规定价值却为开元通宝钱十文，所以这种钱又被称为“乾元十当钱”。不久，官方又铸行“重棱钱”。这种钱钱文也是“乾元重宝”，但钱背有一宽一细两道轮廓(即所谓“重轮”)，这种钱直径比前种“乾元重宝”钱大，是一寸二分，每贯重十二斤(一说为二十斤)，每枚重量约为开元通宝钱的两倍半(如是每贯二十斤，则为四倍)，但官方规定的价值却等于开元通宝钱五十枚。这次铸行虚价大钱像以往一样，引起了灾难性的结果。都城长安表现尤其突出，史书记载“京师人人私铸”，几个月里因刑致死的达800多人(《新唐书·食货志》)。

    上元元年(760)，官方宣布调整各种钱的比价，规定“重棱钱”每枚按三十文计值，开元通宝、乾元十当钱每枚按十文计值，这样抬高开元通宝价值、降低“重棱钱”价值的结果，每枚开元通宝钱与乾元十当钱价值相等了，每枚“重棱钱”的价值只等于三枚开元通宝钱了。然而计算价钱有时还要按官方的荒唐规定，于是便出现了所谓“虚钱”与“实钱”的分别。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官方又规定以一枚开元通宝钱作一文计，一枚乾元十当钱作二文计，一枚“重棱钱”作三文计，不久，又改为三种钱每枚都作为一文使用。这次“大钱风波”才彻底终了。

    与此同时，叛乱一方也铸行了大钱。史思明于唐乾元二年(759)称帝，改元“应天”，随即改元“顺天”，令部下铸行了“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两种大钱，面值失载。关于“得壹”是否是年号钱，记载不一，“顺天元宝”则是年号钱。

    佛教在东汉传入我国，在南北朝时期非常兴盛，到了唐代前期和中期仍然保持兴盛势头。佛教的兴盛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建造寺院、佛像耗费了巨额财富，众多人出家使劳力减少、国家赋税流失，许多负担被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等等。因此自唐朝初年以后不断有人提出抑佛、排佛的主张，其中最着名的是思想家韩愈。但官方采取行政措施排佛，最激烈的却是唐武宗搞的一次。这次排佛的具体作法是:全国保留数百所寺院、数千名僧人，其余寺院一律拆毁、僧人一律勒令还俗、财产一律没收。于是被拆毁的寺院多达四五万所、勒令还俗的僧人达四十万人。与此同时，官方把这些寺院的铜像、铜器等没收，销熔改铸钱币。这次排佛是在会昌年间(841一846)进行的，所以称为“会昌排佛”;会昌年铸造的这批铜钱就被称为“会昌钱”。

    会昌钱与一般唐代钱币在外形上有明显的差异，那就是钱背上铸有铸地名，如铸州名的有舟、平、襄、兴、润、越、福、宣、洪、鄂、广、桂、兖、潭、益、梓、梁等，另外，扬州用“昌”字、京兆府用“京”字、河南府用“洛”字，江陵府用“荆”字，蓝田县用“蓝”字表示。会昌年间官方大约增加了铸钱炉，因为从钱背所标出的州名看，比唐玄宗时期铸钱的州还多。但“会昌”铸钱总共只有三四年时间，铸出的钱的数量是很有限的，所以会昌钱受到后来集币者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