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财政导致的钱币混乱

    清朝自嘉庆朝已显现危机，但尚能维持局面。到了鸦片战争失败，向英国缴纳巨额赔款，财政上已是入不敷出。官方被迫向百姓转嫁负担，这恰恰激化了矛盾，于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了。太平军迅速占领了富庶的江浙地区的许多州县，并坚持十多年，使清朝的税收大受损失。而清廷畏惧激发其他地区的农民暴动，不敢轻易增重赋税。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必须筹措大量军费，于是不得不采取许多非常措施，其中包括铸行大钱。

    铸行大钱始于咸丰三年(1853)，开始是发行当十钱，每枚重六钱，仅相当十枚制钱重量的一半。随后又铸当四、当五、当八、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等共14种大钱，都是面额大、成本低的钱。同时还铸行当一、当五、当十铁钱和当一铅钱。大钱铸行后不久，像历史上一再反复出现的类似举措的结果一样，私铸泛滥，无法禁止，随后便发生贬值。于是，清廷下令将当五十以上各钱兑收，但仍未能阻止大钱的贬值。咸丰九年(1859)，当十钱在市场上只能折合二枚制钱使用。当时人黄钧宰讲了这样一则笑话:咸丰五年(1855)途经某地，看到一辆车驶来，走近一看，车内装的都是铜钱。一问，全是刚铸好的当十大钱。主人说:“现在毁制钱改铸当十钱，扣除工费，可以盈余十分之四五，这种便宜事为什么不干?”过了一段时间又经过此地，却又见到一辆满载铜钱的车，这次车内装的全是私造小制钱。问主人为什么有这种改变，主人回答:“现在当十钱只能当二花，我们聚集当十钱，掺加铅锡，改铸小制钱，扣除工费，也可以赚上十分之三四。”(《金壶豚墨·大钱》)他讲的未必实有其事，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钱法的混乱。

    在铸行大钱的同时，清朝又发行了纸币。有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大清宝钞(以铜钱为单位)两种。大清宝钞又叫钱票或钱钞，起初面额有二百五十文、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种，后又增发面额为五千文、五十千文、百千文的。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等多种，都标有“二两平足色银”字样。所谓二两平，是说明银两衡制，指每百两比北京市平少二两(即比库平少六两)。两种纸币依金额而大小不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人们习惯上合称钞票，这就是后来人们称纸币为钞票的起源。

    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在推行中遭到抵制，官方也违背钞票与银钱一视同仁的诺言，在百姓缴纳赋税时限制使用钞票(一般限制在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以下)。于是纸币发行不久就急剧贬值，最后竟贬到面额的3%左右，清廷被迫于同治元年(1862)宣布废止。

    这里应讲到一个历史人物——王茂荫(1798一1865)，王茂荫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显赫的丰功伟绩，但在这次钱法变动中却有突出表现。还在咸丰元年(1851)时，他当时担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就上书清帝，反对铸行虚值大钱，请求发行纸币。他讲的纸币，实际上是一种兑换券，而不是近现代通常使用的那种不兑换纸币。但是不久清廷就酝酿发行纸币，知道王茂荫刚刚提出过发行纸币的建议，就把他调进京城参加筹划，后来又把他破格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负责货币事务的主要官员。然而后来实际发行的纸币却是不兑换纸币，因为清政府发行纸币的目的，不过是要解眼下燃眉之急，并没有长远打算。在当时情况下发行不兑换纸币，后果自然不会好。王茂荫于是二次上书清帝，重申自己的主张，结果遭到清帝严厉训斥，又把他调离户部。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一定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到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