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头啖例汤”,开启了中国文物市场第一次铜镜拍卖专场,143面铜镜全部以高于预期的价格顺利成交。同年8月21日,嘉德再将一批铜镜推出,152件铜镜成交额高达359万元。此后嘉德每年要举办两次青铜镜拍卖专场,都取得不俗的成绩。今年,上海正德拍卖公司绷不住了,从海内外征集了一批铜镜,150余面铜镜近80%成交,在收藏界引起哗然。作为正德拍卖公司的艺术顾问、铜镜收藏家黄洪彬对前不久一面从德国回流的西汉铜镜以160万元成交,他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是对精品级铜镜的公正评估,且有升值空间。” 据一些收藏家的估算,普通的铜镜价格在20年里翻了三四倍,精品级的铜镜则一般要翻十余倍。“但是你知道吗?”上海博物馆一位退休专家对记者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经常到废品回收站和炼钢厂去捡宝,大块的青铜残件,是将一只完整的青铜鼎砸碎后送去炼钢的,还有铜镜、铜香炉、铜烛台等,最多的是铜钱,数也数不清,我们从那里捡了至少300面从战国到唐宋的铜镜回来。”沈从文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书挽救不了古代铜镜的命运。去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馆藏铜镜精品展,其中就有数面劫后余生的精品。失而复得,令人唏嘘。 这次铜镜展尚未闭幕,上海几大文物市场上的铜镜价格陡然上升好几倍。 不久,中福古玩城落成,黄洪彬在那里租了一个店铺,专门经营铜镜,他的意图倒不是做买卖,而是姜太公钓鱼,出高价收几面铜镜。但不到一年,他非但没能收到像样的铜镜,自己收藏的一些普通品倒被人买走不少。现在他将铺子退了,回到家里静下心来搞研究,还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首届(上海)考古系研究生班深造。收藏家以这种方法充电,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头啖例汤”。 对博局镜的一次博弈 上世纪80年代,黄洪彬涉足邮币卡市场。生肖邮票中最具财富效应的猴票,他就买了好几版,行情一起来抛出,轻轻松松挖得第一桶金。后来邮币卡市场几度沉浮,他都把握得相当好,完成了积累。到了90年代后期,不愁吃穿的他玩起了收藏,瓷器、玉器、佛像、钱币,只要看到玲珑可爱的就收几件,但不成系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旧书店访到一套八册清代刻本《陶斋吉金录》,里面有铜镜的拓片和介绍,使黄洪彬有登临泰山之感,为中国古代铜镜的精美纹饰所叹服。不久他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寻访旧器,那时的潘家园环境很差,尘土飞扬的露天场子里古玩摊少说也有几百个,他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一个地摊,发现一面漆黑的铜镜,品相完好,图案清晰,纹饰精美。喜欢写在他的脸上,江湖上的摊主看得分明,一开口索价8000元。这对于从未玩过铜镜的黄洪彬来说,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他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买下了。回到上海赶快拿出有关书籍对照,发现居然是一面汉代的博局镜。所谓博局,也称博戏、陆博,是一种古老的棋戏,大约在春秋时就流行于民间,到了秦汉,连官府商贾也要玩,盛行一时。再请专家掌眼,也认为是难得的精品。“从此,我胆子就大了。”黄洪彬说。 让唐镜露出千年真容 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遗址25号墓出土的一面七角星纹镜,属于齐家文化晚期。由此推断,中国的铜镜历史至少有四千年了。按照文物界研究结论,中国铜镜历史可分为起始期(齐家文化与商周),流行期(春秋战国),鼎盛(汉代),中衰(三国、晋、南北朝),繁荣(隋唐),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专家认为,铜镜出土以山东、河南、陕西、安徽为最多,近20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公路网及城市建设,还有古墓盗掘,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安徽亳州还有少量出土。 十多年前,记者在东台路、福佑路等几个古玩市场上看到锈迹斑驳的铜镜胡乱堆在地上,价格大都在几十到几百元左右,宋代的带柄菱花镜,扔一百元可以挑五六面。现在地摊上的铜镜多是赝品,即使有一两件真品出现,价格也令人咋舌。 “是的,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铜镜的价值,许多朋友看到我收藏铜镜,怀疑我走入了死胡同,有人甚至嘲笑我买了一堆废铜烂铁,但我认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认为给人美好享受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黄洪彬说。 起步的最初几年里,他放下生意在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冷角落里跑,将那里的古玩市场一个个兜过来,在别人还没醒过来之前买了不少好东西。 有一次他去南京夫子庙淘宝,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古董老板手里有一面铜镜品相一流。他急忙赶去,但老板告诉他,前一天已经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黄洪彬不甘心,连夜坐飞机赶到北京,辗转找到这个收藏家,说了半天,再加价30%,终于从对方手里求到这面铜镜。这面西汉古镜直径有22厘米,镜背雕刻着十几个舞蹈人物,构成一幅王宫礼乐图,是研究西汉礼乐文化的宝贵资料。 还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传了一张照片到上海,是一枚腐蚀得相当严重的唐代铜镜,背面几乎看不清一丝纹饰了,但此镜直径有24厘米,是比较罕见的。他当即要求将实物送达,抚摸之际,黄洪彬在锈蚀的背部中看到露出的一小块浮雕。但就凭这一角动物背部,黄洪彬就判定是头模镜。所谓头模镜,是指第一次浇铸的铜镜,模范始用,纹路清晰,价值超过二模三模。对方开价11万元,黄洪彬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买。但他断定锈斑可以洗除,锈蚀的表面下或许会有精彩世界,最后一咬牙买下。回家后用自己调配的碳酸药水洗了三天,腐蚀的背面逐渐清晰起来,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原来是唐代典型的瑞兽海水葡萄镜,画面内容非常丰满,雕刻极为精细,头模镜的神韵逼人而来。这一记他博赢了。 就在前不久,黄洪彬所在的研究生班60名学员一起赴洛阳作野外考察,他抽空跑到洛阳古玩市场觅宝,在一摊位上发现一面半截铜镜。一般情况下,收藏爱好者对残件是不屑一顾的,但黄洪彬拿起来一看,爱不释手,多年来对铜镜的研究体会告诉他,这枚水银长方形铜镜叫“真子飞霜镜”,铸于唐代,而且也是头模。以前他只在清朝有关书籍中看到这种铜镜的记载,但一直没有见到实物,在上海的收藏家宝藏中也没有。再经仔细察看,黄洪彬发现镜子断面上锈迹与镜面上的锈迹是一致的,那么很有可能在逝者埋葬时,就带了半截铜镜,作为夫妻日后相会于九泉的信物。于是黄洪彬当机立断重金购藏。他没看错,这一习俗在沈从文的《铜镜史话》中也有记载。“‘破镜重圆’的希望或传说,和死人复活的故事相同,至迟应当在魏晋之际发生。文献上记载较早的,是旧传东方朔著《神异经》,就有‘夫妇将别,各执半镜为信相约’的故事。”沈从文还考出50年代某地出土晋墓中有瓦镜两片,拼合成一个整体的实例。 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 现在,起步不算太早的黄洪彬,铜镜的收藏规模相当可观,在上海即使不算首屈一指,也可算名列前茅吧。出于谨慎的原因,他不希望记者透露具体的数量,但据他介绍,最早的藏品出自商代和西周,精品集中在战国和汉、唐几个高峰期。他说:“夏文化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青铜镜,现在一些大的博物馆收藏的铜镜最早也是商代和西周的。中国青铜镜铸造的鼎盛时期是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由于各诸侯国纷纷崛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诸侯国控制了矿山和技工,青铜铸造业由此得以迅速发展,在打造冷兵器的同时,日用铜器也进入一个辉煌阶段。到了汉唐,铜镜出现最为灿烂的局面。” 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铜镜中,有最具代表性的汉代透光镜(隋代《古镜记》和宋代《梦溪笔谈》里都有记载及关于制作方法的推测)、四灵镜、鸟兽镜等,也有引起专家极大兴趣的博局镜,但黄洪彬向记者出示的博局镜,至少从器型和花纹上看,比前者馆藏品要精美得多。黄洪彬曾分两次从民间收到一副东汉龙虎对镜,相当难得,一位日本收藏家得知后找上门来,愿意出60万元购藏,被他一口回绝。“好东西不能流到海外去。” 中国的铜镜在日本收藏家眼里,绝对是稀世珍宝,玩了几十年的收藏家,拥有数百枚的不算少,有些精品还是上世纪30年代流入日本的。有了实物资料,研究者也形成了一个圈子,出版的专著洋洋大观,这些都让黄洪彬颇不服气。为了收藏与研究,黄洪彬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在铜镜上,除了寻访各地古玩市场外还经常上拍卖会举牌,只要是好东西,价钱贵一点他不怕。他的家人啧有怨言,“看到好东西,两只脚就像被钉子钉住了,于是不管家里有没有钱,买下来再说。”有一次他看中一面唐代凤鸟鸳鸯铜镜,对方索价50万,此时家中保险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最后只得向朋友求救,方得如愿。 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黄洪彬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中国古代青铜镜》、《中国古代金银器》、《田野考古技术》等都是必读书。通过系统的学习,他对中国的历史及美学思想了解更深了,对铜镜的发展史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对记者说:“我喜欢铜镜本身固有铸造艺术和纹饰艺术,喜欢深究铜镜与历史上显赫人物的故事,甚至还喜欢上了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骆宾王等言及铜镜的诗歌作品。铜镜具体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动场景和礼乐变化,寄托了特定时期的人文理想。从一面铜镜中,我们可以挖掘出丰富的文化信息。” 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铜镜,黄洪彬还从上海博物馆专家那里学会了拓印技术,将家藏的精品铜镜打成拓片,分发给亲朋好友玩赏。黄洪彬还有许多设想,比如在家藏的铜镜中选取最精致的藏品照相及拓片,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成一本书,与全世界的中国铜镜收藏家交流。将自己的藏品办一个铜镜展览会。“当然,最后这些精美的铜镜,总是要回归它应该去的地方,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中国人使用镜子的历史与方法,认识一面镜子背后的生活方式与美学理想。有人说,日本对中国铜镜很有研究,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也要看到,中国收藏铜镜的人不少,馆藏精品也多,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 收藏铜镜,只是暂时拥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像破镜重圆的成语,它很艺术化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一种情感的追诉,那么,研究铜镜的历史与艺术,才算将另一半牢牢地把握在手了。#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