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剑是我很久以前就认识的艺术家。那时他还没有从湖北美术学院毕业,满世界晃荡,到处找不到北。不久以后,在我策划的一个非常小的展览上,龚剑展出了似乎是他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件录像装置作品。两个电视,一个是大众的娱乐节目,一个是拍摄的关在铁笼里将要被宰食的猫,背景音乐是威瓦尔第的《四季》。很有可能,龚剑现在已经把这个作品当做是一件幼稚的作品,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件作品将传媒和囚笼并列在一起,简单而直接,对于尚是22岁的艺术家来说来得如此轻松,应该是一种才情的表现。 简单而直接,是龚剑给我的最直观的影响。同样,在那次展览的讨论会上,栗宪庭老师问,这个作品和这个展览有什么关系的时候,龚剑被逼到墙角,吞吞吐吐地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今天的我来说,这也是一种简单和直接,而且背后还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这让我想起他更早的作品:在一个工地的围墙上,写上“艺术如何造反”的涂鸦。幻想着艺术如何造反,是龚剑早期对于艺术的一种简单而直接的幻想,比如,在他短暂的寓居深圳的时候,他幻想着用具有双关意思的 “(体)毛”是如何“占领”深圳的宝安南的。但是photoshop显然只能跟被涂鸦一样,相对于造反的使命来说,确实羸弱了一些。他试图造反的作品,还包括那本关于武汉桑拿和卡拉OK的指南读物。 龚剑的性格是内向而懵懂的。在我看来,“艺术如何造反”的命题来源于老的中国当代艺术的遗风。无疑,对于刚刚毕业的龚剑来说,荷尔蒙与革命无疑是手边最简单而直接的武器。他们似乎很过瘾,但是往往却又流于发泄,而缺乏实际的指涉,其功能就像网络上BBS的流言,或者《花样年华》中的树洞,喊上一口,塞上泥巴,然后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似乎是从2004年开始,龚剑的创作开始转向了绘画。在这些系列的作品中,最早的作品是一组四张的《小明说,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和另一组两张的《情书》。在2006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奖的评选上,评委认为“龚剑的作品《小明说,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和《情书》是日记体的绘画。他将自己的情书或者小说以上万遍的方式书写在画布上,一直到文字无法被辨认为止。最后,这些画面呈现出抽象艺术特有的韵味。这些作品仿佛在告诉我们,任何情感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和环境,最后都可能凝结成一种抽象而普遍的美感。” 龚剑何以从早年的观念艺术形态走向绘画其实并不是一个让人惊讶的问题,因为他的气质并不是革命者或者叛逆者的性格,但是却保留了艺术家所应有的独立。同样,对于龚剑来说,这些绘画是他的观念活动的一种延续。比如《情书》是将情绪、行动与平面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虽然有完美的视觉形式,但是其目的却是在行为。 在更后来的一些绘画中,他直接临摹和改写了丰子恺的国画,试图用人的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的行为来消解和调侃那些抽象的道德说教。在这些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对道德说教的调侃,另一方面却是对某些视觉形式的一种偏好。熊猫系列的动机源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于捐赠熊猫的风波,龚剑采取的做法还是用看似低俗的日常生活行为来调侃政治。 严格意义上说,龚剑的作品是用绘画来反绘画。他的画面更多像是无意识的涂鸦,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它们的目的不在于建构个人的图像体系,和以往的当代绘画甚至是同龄人的很多绘画作品相比,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属于一种“朋克”精神,他怀疑那些崇高、纯洁的观念,也怀疑绘画的本身。他绘画中的涂鸦性也不啻于是对当下追求品牌的艺术市场的一种调侃。当很多同龄的画家试图在娱乐工业的卡通化语言中寻找自己所谓的个性化语言,但结果却是把自己变得和卡通一样弱智的时候,龚剑在绘画的观念上明显地胜出一筹。 我们之所以将龚剑的作品定义为一种“朋克”精神的绘画,是因为他作品中对与社会既定道德体系的怀疑。用日常消解崇高,用随意消解经典,是这些绘画的本质。而对于龚剑自身的创作来说,它们又是他自身语言体系的一次飞跃,显然龚剑已经从荷尔蒙的发泄,转向对社会集体意识地揭露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其所涉及不仅是社会观念,同时也包括艺术体制。无论是对于龚剑,还是对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年轻艺术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崭新而重要的风格的开始。#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