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十年前,中国的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们就开始了反思与盘点。时至今日,依然是各种声音自说自话。有把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神话化的,也有把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妖魔化的。有论者认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次事件,一次革命”;或肯定了八五新潮运动的革命性,却否定或者忽略了八五新潮画家们在艺术上取得的实质成就;或认为“八五新潮”时期有许多夸张的谬误,但毕竟是有理想、有追求、是令人怀念的时代,而八五新潮中形成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如今已荡然无存。批评家皮道坚认为,“八五新潮是一次非常有力度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它也是一场有价值的艺术运动……八五新潮给今天留下来的财富,是对表达自由的执着的追求,对生命价值的不懈探索。”等等言说,或褒或贬,莫衷一是。在这里,我并不想去评价这些言说的是与非,作为八五新潮运动的参与者,谨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回顾八五新潮时期的重要画派“江苏新野性画派”的缘起以及其时南京地区的现代绘画运动,或能为梳耙历史作出一点见证。 一、“江苏新野性画派”的缘起 八十年代初,国门逐渐打开,南京图书馆里能看到很多外国原版书籍,大量的阅读,让我们对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的所有流派及画家有了清醒的认识。我和朱小钢是同学,读书时色彩底子是印象派的,因此进入状态很快。其实在图书馆里将所有流派画家的作品读懂、看懂并非一件易事。朱小钢有着较扎实的英语底子,理解起来自然要快,我要差得多,但凭着较好的直觉,经常也看得激动不已。接下来就是实践,我和朱小钢经常在一起画画,一边画,一边讨论,一边抨击时弊,当然主要是绘画上对苏联油画的轻视,对古典色彩的蔑视。我们自认为在写实色彩上很有研究,因为当时的专业杂志上,除了有个叫罗尔纯的老师还不错,再没有出现色彩好的作品。 朱小钢在色彩理论上的研究早就遥遥领先于业内人士,他八三年时着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色彩构成书籍,八四年完成,八五年出版,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被完整翻译的外国色彩理论书籍。翻译这种专业色彩书籍,需要极深的色彩理论修养,英语水平倒在其次。八三年左右,广州的尹定邦老师因研究色彩理论而红遍中国,现在看起来,以朱小钢的色彩理论水平,尤其是绘画方面的色彩理论水平,真是丝毫不逊前者。朱小钢没把这当回事,尹定邦老师的色彩理论仅用于工艺和设计上,容易说得清。“但我们是画画的。”朱小钢如是说。显然,绘画色彩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实践上,我们也走得很远。我几乎将知道的流派风格都研究、实践了一遍,甚至连照相写实的也画了。这样的学习为我积累了创造的底蕴。和朱小钢在一起写生时,我和他有了差别,我越来越强调主观色彩的运用,造型也开始变得夸张、扭曲。而朱小钢总是能给我适当的鼓励,当然是有保留的,从他的鼓励里我能感觉到我的不成熟。有一天,在朱小钢家里写生一组静物,我鬼使神差地用最大的笔和高纯度的颜色一挥而就,朱小钢当即用“精彩”两字给了我最高级别的鼓励。以后我开始远离写实,画面越来越怪,直到有一天,我画出了《人》这幅作品,现在回头来看,这无疑是“新野性”风格的第一幅作品,《人》后来刊载在《美术》上,并收录于高名潞所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中。而最先肯定这幅画的依然是朱小钢。正是朱小钢的肯定,使得新野性的种子开始萌芽。记得他当时兴奋地、忙不迭地重复着“好,太棒了!……”我自己倒是一脸茫然,是真的好吗?当我将画带回给傅泽武和邵献岚看时,俩人异口同声:好!我才真的相信是“好”了。 邵献岚和傅泽武都酷爱绘画,因为合得来而形影不离,总在一起画。他俩没进过专业学院深造,但画得时间长,也很刻苦,基本功都很扎实。最可贵的是他俩的极端和偏执,促进了我坚定地进行“新野性”绘画语言的探索。其时,他俩的画早离开了写实而进入了“表现”和“抽象”。尤其是邵献岚,“才气十足,画风独特,”这几乎是公认的。著名评论家高名潞在著作中这样评价他的画:“在意向上与群体整体风貌有别的是邵献岚(1960年生)……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少有宣泄的表现,更由于作者关注的问题有别。邵献岚的单色画《环》、《宇》、《创》中出现了不名状的无定形形象,晕染式的衔接处理似乎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未知世界……。”随之不久,朱小钢也放弃了“印象”转向“表现”,并画出了《哮》等一系列作品,《哮》后来刊登于各类美术杂志。至此,新野性早期探索阶段的四个成员:我、朱小钢、邵献岚、傅泽武,就确定了。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我们尚没有自己的宣言,也没有“新野性画派”一说。我们只是执著于自己的绘画语言,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完善。慢慢的,我们的绘画得到了一些圈内朋友的认同,到84年时,身边逐渐聚合了一批“同志”,其中最重要的是王盾和马晓星。#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