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美术品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评价,应该说是正常现象。即使对于一件好作品,有人提出它的不足和缺点,这对作者、评论者和广大观众都是有益的,它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和讨论问题,活跃学术气氛。 自从罗中立同志的《父亲》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展出以后,尤其是在获得一等奖,许多报刊上发表了这幅画和对它的评论文章之后,它在美术界和广大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绝大多数人为这幅画叫好。当然对于好在哪里,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因为一件好的艺术品的内容是丰富的,给人的感受也会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审美水平和趣味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评价它。 也有一些同志对它采取否定态度。这种意见公开发表的有邵养德同志的文章《创作•欣赏•评论——读(父亲)并与有关评论者商榷》(见《美术)1981年9月号)。这篇文章大体上反映了对《父亲》一画持否定态度的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虽然邵养德同志在文章中抽象地说《父亲》“得到很多人的赞赏,感动了更多的人,足见创作农村题材的主题性绘画,已受到普遍的重视”,含糊地说《父亲》这类画为农民“喊叫几声,也不是不可以的,使社会更加关心农民,改善农民的处境,这没有什么不好”,但通篇文章的要旨是对这幅画思想内容的全盘否定。从其他方面反映的情况看,持这种观点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围绕着对于《父亲》的评论,又不仅是对于一幅有影响的作品的褒贬的评价的高低,还涉及美术 理论和创作中的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典型形象塑造的问题,因此,开展讨论,有助于美术创作的繁荣。我对邵养德同志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发表些不成熟的意见,和邵养德以及与他有相同观点的同志们商榷。 一 首先,还是要从《父亲》这幅画说起。《父亲》这幅画的主题是什么?看来这是争论的焦点。邵养德同志认为《父亲》仅仅是反映我国当代农民“疾苦”的一幅画,因此,他的批评完全围绕着这一点做文章。他认为,《父亲》的作者只是“敏感地”“发现了农民的苦楚”,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如实地反映在作品中”,是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一般人的视平线上”,是对生活“采取消极的旁观态度”。他在分析这幅画时,认为《父亲》的形象是“麻木、呆滞”,“消极等待,逆来顺受,悲观失望”,说他“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旧式农民”,是个“又黑、又暗、又涩,像个‘烟鬼子…的人物。他甚至借用“农民”的话,说《父亲》画的是“要饭的(叫化子)”。 为什么《父亲》这样的形象产生这样的“效果”呢?据邵养德同志分析,是因为作者没有崇高的理想,是因为审美观不正确,是作者“借着画农民的‘丑’,以证明自己的绘画天才”,是作者“喜欢农民的缺点,生理上的缺陷,畸形怪状”,“认为这有画头,能入画,有意境”,是“欣赏丑,以丑为美,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再者,照邵养德同志看来,《父亲》之所以成为“丑陋的形象,是作者采用的‘烦琐的细节’,损坏了人物性格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