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62年的张新权,就像大多数出生于60年代的艺术家一样,既有热情却又渴望温情,充满理想却又忌讳浮夸,内心持重却又积极变化,他们的艺术和人生同样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之后”的文化烙印。
所谓“乌托邦之后”的一个显著标记就是“历史感”,而情感风貌的这种变化无疑也延伸至张新权的艺术创作。张新权的很多创作都与中国近代史有着某种显见的关联:一些作品是对当时图像的直接移用,如2008年创作的《中山舰》;还有一些作品虽然图像来源相对复杂,但是画家所表达的仍是场景的历史性,如2003年创作的《十里洋场》、2004年创作的《有轨电车》、2006年创作的《苏州河》等等。从表面上来看,“老照片”是这些作品的图像资源,但是张新权的创作意图并非仅仅是对那些恢弘多变的时代场景或者跌宕沉浮的时代人物等作出的如实叙述,却是重在以“悄无声息”的方式在更安静、更理智的语境氛围中与前者相毗连。在张新权看来,所谓的“历史感”必须是承认距离的,也就是说艺术家通过创作要到达的不是针对历史的如实再现,而是借助于新的阐释就此生成新的认识。
在具体的做法上,张新权力图在具象写实和表现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动态平衡。以《中山舰》为例,写实性的手法运用于历史人物或者历史场景的有力塑造,用以区别各自的特征以及情节性叙事的展开,而表现主义的手法却是在努力消减这些具体的叙事,用以确定画面的结构以及营造画面的情绪张力。事实上,张新权的更多创作并不像《中山舰》这样是与具体历史事件对应挂钩而是指向那些场景的历史性。2003年创作的《十里洋场》、2004年创作的《有轨电车》、2006年创作的《苏州河》等都是“老上海”的经典场景,让人联系到“外滩”、“苏州河”两岸等这些浮华生活的昔日标记,而与现实生活中的现状样貌产生了显见的反差。张新权刻意地制造了这种距离,其目的一方面是所谓“历史感”的需要,一方面则是通过这一“历史感”的呈现而反映了艺术家自我的“历史观念”。
张新权始终认为回顾过去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因为对过去的回顾会使自己在观照历史的同时,寻找出更符合我们时代特征的精神和境界。也就是说张新权开始通过创作去体现作为艺术家个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同时正如T.S艾略特在关于诗学中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联系的阐述,“‘历史意识’也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以及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于是,当张新权的创作从稍早的“历史感”呈现逐渐过渡为“历史观念”阐述的时候,其作品的创作空间也得到了更大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