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位处江南,所谓太湖之水包孕吴越。水泽氤氲造就了江南灵秀,吴越之人对水的理解也与它处不同。而水也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中国画的灵魂,中国画正是用水和墨来作为主要工具的。对于水的把握,甚至可以决定一幅中国画的品格。
体无骨不立,正如传统是中国画不变的艺术精神。中国画若无传统而将产生精神骤变。实际上随着西学的大量东渐,这种“骤变”在20世纪初期已经开始显现。或者说,当时在恪守传统的中国画坛出现了很多本质已经变化了的中国画。有评论家曾将这种“变”与“不变”的境况分为两大阵营——即所谓以徐悲鸿为首的北方“京派”,以及以潘天寿为代表的南方“浙派”。此外,当然还有傅抱石为首的“金陵派”和海纳百川的海派、南国的岭南派等。不过归结起来可以认为是以水墨精神为主的和造型为主的两种派别在主导当代画坛。“浙派”有别于“京派”以素描为一切造型的基础,既不失体之筋骨,在彰显形之精神方面又更近一步,充分体现了“以形写神”的传统美学思想。
“京派”试图通过引进西洋画的造型等,来改进中国画,进行过不少有益的尝试,这其中当然也免不了困惑。而“浙派”是以固守传统为根本的画家为主体,继承传统以笔墨入画、追求文人趣味的宝贵艺术精神的同时,也为中国画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创新作了不少探索和改良,做出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当然,在媒体和印刷业都发达的当代,任何派别的都会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更加不会因为京派还是浙派的名称,其影响而局限于京、浙地区。因此,不论京派还是浙派,其影响都是全国性的。并且,他们都是以中国画的改良为前提,在“笔墨当随时代”的指引下,实践着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这一根本。笔墨就是中国绘画的底线,而笔墨是由水来调和的。对于水的把握,甚至可以决定一幅中国画的品格。不论是唐王维的“水墨为上”,还是荆浩的“水晕墨章”都是对水墨的肯定和发展。笔墨发展到清代“四王”已经基本上诸法皆备,虽说他们也明知道董其昌所提倡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一艺术创作真谛,但到了具体的实践之际还是热衷于追摹先贤遗迹,并以此为终生不懈追求的目标。脱离了生活的笔墨也就自然地在清末民初进走入了穷途末路。因此使水墨更加贴进生活、表现时代,以及对水墨的变革和创新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画的重心。
此次中国画展就是意在以古人对“习性”、“知性”、“心性”的追求为出发点,来展现现代青年画家在继承和弘扬传统中国画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努力发扬了水晕墨章、水墨为上,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的传统优势,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画在新的时代所作出的回应以及在承继传统的历程中所凸显的强劲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