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以来中国水墨画演进的内在理路与文化环境 — 兼论实验水墨运动与中国前卫艺术的关系
五十年代以来,真正的水墨现代表达先驱是林风眠(1900年﹣1991年)(见图1)和关良(1900年﹣1986年)(见图2)。林风眠主张「中西调合」、画无所谓中西。 他脱胎于瓷画的光滑、锐利、轻快的线条,和见笔触的大面积水墨晕染,证明了水墨语言的转换产生新意义的可能。关良将水墨的发挥与造型的夸张变形相结合,他选择以破坏传统水墨的造型定势、消解线条的「骨法」功能这一角度,来切入现代表达。石鲁(1919年﹣1982年)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物,他急切地试图运用水墨话语表达当下真实感受和体验,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在六十年代可谓罕有(见图3)。尽管他因为试图挣脱传统笔墨的束缚而受到批判,他却大胆使用一些类似符号的非传统绘画语码,甚至采用油性材料在宣纸上作画,但终归未能突破传统水墨话语的桎梏。
图1: 林风眠于1960年代的作品
图2: 关良于1978年的作品
图3: 石鲁 作品
「八五美术新潮」1是促使现代水墨性话语成型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八五美术新潮」不仅提供水墨话语现代转换的突破口,更通过一些艺术家力图摆脱旧水墨话语规范的探索,证实了这种转换的可能。谷文达(1955年生)把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观念性表达方式与中国水墨的表现手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动因主要受到西方观念艺术的影响(见图4)。回头重新审视传统、批判传统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但在谷文达的早期作品中,透过笔墨的精神,仍可看到对传统的深深迷恋。谷文达的贡献在于,他的后期水墨作品通过直接使用一些西方化观念符号,不仅将传统水墨语言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匮乏和疲软暴露无遗,更提供了水墨话语现代转换的突破口,而且通过自己的水墨操作,证实这种转换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以前,谷文达的激进可说是特例。大部分希望摆脱旧水墨话语规范的水墨画家,实际上还只能在形式技法的层面做些基本的清理工作。这些形形色色、小敲小打的尝试游离于当代艺术之外,缺乏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没有视觉上的力度感,但它们为现代水墨话语作了,推进它在九十年代迈向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