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发生的,可是放大到历史中去观察,它却是经过一步步艰难地微调过后产生的结果。历史如此,艺术史也同样。
水墨作为一种媒材,除了表现效果差别外,与油画颜料、石头、影像机没有任何区别。可是作为曾经中国传统艺术最主要的艺术媒材,它已经被赋予了太多媒材之外的文化内涵:“水墨”不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水墨,它更多成为了一种文化表征,一种代表与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深刻链接的文化表征。虽然,早在1990年代“实验水墨”艺术家们就在努力将水墨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进行隔离,让其成为只是表达艺术情感的一种材料,但是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反复的历史进程,又总是将二者杂糅于一起。
而要追究“水墨艺术”在当下的种种问题,我们又不得不从“国画”谈起。“国画”,又称“中国画”,是中国具有上千年传承的传统艺术。不过,“国画”的称谓却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虽然近来,它似乎已经成为了落后艺术形态的称谓,但它最初的诞生却是因为变革。自从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撬开大门后,中国固有的封闭农业社会体系被打破,文化系统也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士大夫们面对曾经不屑一顾的西方文明时满满的信心被动摇,大批有识者与青年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远赴欧洲或者日本学习现代社会新知识。
在美术领域,激进的革新者提出了“美术革命”的理论。《新青年》杂志的主编、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提出了以西方的写实主义“革”传统绘画命的理论,他不仅厌恶“清末四王”所代表的的“王画”系统,即使是元末的“倪黄”、明代的“文沈”,这些被视为文人画代表人物的作品,也被其标为“恶画”。此外陈独秀还将艺术与政治联系了起来,认为新美术是与民主和科学发生联系的“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之一。这样的主张与中国绘画一直强调的“内修”与抒写胸中意气的理论显然格格不入。不过过分的政治“功利主义”也同样引来了反感,只是在传统文化长久逃离“现实”后,又遇到百年难逢的时代变革之际,这样的提法在当时占据了理论的潮头。
当然,也有一批画家,坚持从中国传统艺术本身中进行现代的演变,他们并没有把传统文化从“正统”的地位中完全拿掉。也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断入侵的刺激下,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开始萌发,在文化领域,“国学”开始热门起来,怀旧的文化人试图通过对民族专属文化特征的强调,以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于是在美术领域,将传统水墨画称为“中国画”、“国粹画”的叫法开始出现。这个颇有民族意识的名词的形成,也是当时新式美术教育不断兴起的结果。因为中国传统绘画往往只会按照题材被分为“花鸟”、“人物”、“山水”,按照创作手法被分为“工笔”与“写意”。而当西洋油画体系传入后,这样分类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新式美术教育体系里:国画系与西洋画系的分法越来越普遍,“国画”的称谓也越来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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