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强：绘画中的“农民形象”

让-弗朗索瓦·米勒 拾穗者 83.8×112cm 1857年

　　西方绘画文艺复兴之后，随着人文精神的兴起，农民的生活就得以关注，“农民形象”在绘画创作中应运而生。直至19世纪后期，表现农民形象的绘画有如支撑绘画创作的暗流，一直是绘画民族情结的基础。画家勃鲁盖尔用戏谑手法表现尼德兰乡下婚庆、集市、节日场景;法国的勒南兄弟笔下贫困的乡间农民形象;米勒画面中逆来顺受的农民在田野中辛勤耕种、在充满宗教气氛的教堂晚钟声中放下劳作工具虔诚地祈祷;俄罗斯19世纪巡回画派笔下在苦难重压下的乡间农民形象均在绘画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所有这些都向观众传达着一种深沉而又是全世界人类都共有的情结：这就是故乡的情结与祖国的情感。在俄罗斯这种情节是铸就民族灵魂的奠基石，是本民族诗人画家永远讴歌的主题，其创作源泉涓涓流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面对苦难、由苦难铸就并且在苦难中重生。彼洛夫作品中冰天雪地中驶向墓地的雪橇、马科夫斯基笔下农夫田间悠然自得的劳作、克拉姆斯柯依留住了表情深沉而又充满自信的农夫肖像、列宾的库尔斯克省乡间农民漫长与天际相接的宗教礼拜行列、苏里科夫笔下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裹挟而走向战场的俄罗斯农夫……他们有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作为自己创作的思想支柱，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快乐与幸福》描写俄罗斯农夫在苦难中对幸福生活的寻觅，托尔斯泰笔下诚实勤劳的农夫，在宗教的信仰中祈祷自己能在平静中度过一生。所有一切都从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上为画家指明了通往热爱祖国、民族自信的创作道路。

　　人类的现代文明来自农耕时代，世界各地的农民尽管地域不同、人种有别、风俗各异，但是田野中辛勤耕作，耕作后的成果是维系着各民族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结果在全人类则是共识的、同步而一致的。

　　19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农民形象”在绘画中淡出表现题材的主流舞台。但是“农民形象”所积淀“故乡”情结、“祖国”理念却不因这一转型而淡出，在绘画中出现了追忆过去，留住乡情的抒情作品。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电影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的《乡愁》，文学中出现了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些创作影响了一代画家，出现了以特卡契夫兄弟、普拉斯托夫、格拉祖诺夫等典型的乡情画家，他们的作品不同于19世纪及以前的画家，“农民”是以时代的面貌出现，他们在走向大农业的耕作化进程，他们的生活中透露出城市化的气息，但是“祖国”情结丝毫不减以往。

　　在此时期也有面对当下，安贫乐道，将自己的乡村生活诗意化、永恒化的画家。美国画家怀斯属于本土画家中的另类，他安于现状，为即将逝去的静谧而安详的乡村生活而讴歌，在他的创作中可以感知到一种暗流涌动的恐慌，这是一种将现实梦幻化、永恒化的恐慌。同时这种情感又被平静、充满诗意的画面所遮掩。这是一个移民国家、农耕文明的文化如此薄弱的国度中所酝酿出的画家人格，尽管如此，他的创作理念与表现方法却影响了一代中国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