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今社会中,科学技术及其所代表的“进步”观念成为主宰一切的话语方式和生活法则。就像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其天才喜剧《摩登时代》里所表达的尴尬和无奈一样,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分工造就了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似乎已经是毋需讨论的一种事实和必要性的概念了。一个人,如果脚痛就去请治脚病的医生,牙痛去看牙医。那精神忧郁呢?只好去找精神病医生倾诉衷肠。在工厂里也是一样,一个工人专门拧螺丝钉,另一个工人专门调整汽化器。农村更是如此,一个农民专门种小麦,别的什么也不种,另一个农民专种苹果。如此下来,其收效非常可观:数以百万计的汽化器,成千上万吨的小麦,苹果大得像甜瓜。人们吃得更多,寿命也延长了。只是不得不适当服用各种维生素来补充瓜果体积的增大而失去的营养。
时代进步带来的各种方便使我们丧失了感觉器官的正常功能。正如汽车的出现使我们失去了用脚的机会一样,“徒步旅行”成为一种时髦奢侈的体育运动。同样在艺术领域,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摄影、录像、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和艺术表现手段的出现,艺术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民主化”时代。新媒介艺术的革命性在于使可复制的技术性和“观念性”成为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降低了艺术表达“准入”的门槛,虚拟了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乌托邦幻景。于是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强调手工性与身体性的架上艺术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所谓“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谱系中,架上艺术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保守的、“经典”的艺术样式,不再具有先锋性、实验性与普适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当代艺术中盛极一时的“行为表演”与观念艺术,和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的行为艺术、摄影媒介热,都说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这场短暂的“危机”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德国新表现主义、意大利超前卫和英国新青年绘画等艺术潮流的兴起,好像是重新吹响了架上艺术复苏的号角。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从“八五美术革命”到“八九后艺术”,架上艺术虽然一直扮演了观念革命与媒介实验的主角,但其身份一直有点晦暗不明。比如中国美术批评界所谓水墨当代性的文化身份的认证和有关架上绘画的“观念性”的讨论就是一例。架上艺术真正获得当代艺术主流身份的确认,乃是借了近几年了艺术市场火爆的东风和九十年代后期全球范围的“文化保守主义”回潮的寒流。说白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有关架上艺术“危机”的争论,并未因近些年来艺术市场、特别是绘画市场的走红而消解。相反,架上艺术在当今艺术品市场的飚红遮蔽了关于架上艺术“危机”讨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使有关架上艺术的“现代性”与“后现代”转型等深刻的学术问题的讨论被中断和搁置起来,有点像李泽厚先生他们当年讨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说的那个“救亡压到启蒙”:艺术家“脱贫致富”的现实要求压倒艺术现代性重建的理想诉求。所以,在中国当代艺术日趋行会保守主义体制和商业化的今天,重提架上艺术的身体感觉、手工快感和语言形式建构等基本问题,仍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针对性。
架上艺术是一种基于身体感觉和手工技艺而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与强调所谓“观念性”和图像资源的挪用不同,架上艺术与艺术家个体的身体经验和手工感觉维系了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也代表了艺术之为“艺术”最本源和原初的一些特点。因为艺术王国是一个纯粹形式的王国,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颜色、声音和可以感触到的性质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形状与图案,旋律与节奏构成的世界。并且,艺术所展示的生命情感的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诉诸艺术家个人不可复制的身体感觉。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Auguste Renoir)认为:与机器时代的产品不同,在手工绘制的作品里,总渗透了一些连艺术家自己也说不清的不以为然的东西,“最蠢的画工也能找到他本人特点的方法,笨拙的笔触可以向我们展示他内心的梦想。笨人和机器相比,我更喜欢笨人……”。(让.雷诺阿#p#分页标题#e#
西南作为中国当代架上艺术重要的发生现场和创作重镇,一直拥有和保留了精湛的手工技艺传统和强调个人身体经验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大都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注重生活享乐和身体感觉,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所以从这里走出的艺术家,许多都以其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和鲜明个性,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中开风气和独树一帜的重要人物。这次“视觉感动”艺术展邀请的八位参展艺术家何多苓(成都)、罗发辉(成都)、王承云(德国)、董重(贵阳)、王雨欣(成都)、刘敏(成都)、姜勇(成都)、刘邓(昆明),也都是近二十年西南当代架上艺术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表现出精湛的个人手工技艺传统和独特的身体经验,在一个图像大量泛滥的工具主义时代带给我们鲜活的阅读快感,重新唤醒了我们被遮蔽和遗忘的视觉感动。这种视觉上的感动力图清除覆盖在我们心灵之上的那些观念的误区和视觉垃圾,恢复眼睛观看的原始直觉和生动性。
二
“享乐主义”在理性主义警察的严密监控下无疑是一个如瘟疫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在中国几千年来作为主流的“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中,艺术的娱乐精神及其功能要么被贬为无关紧要的末流,要么就是被妖魔化为洪水猛兽般祸国殃民东西。甚至在“八五”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中,那种以“济世”、“请命”为代表的宏大叙事也仍然占据了主流话语的位置。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新媒介艺术和摇滚乐为主的“身体革命”,“享乐主义”和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才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享乐主义”源于身体的快感,它包含了对理性主义的反叛。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和吉尔.徳勒兹(Gilles Deleuze)等现代性的理论家都致力于解除理性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他们认为,工业文明、机械、商业社会并没有为身体制造真正的快乐,如卡夫卡(Franz Kafka)在他的小说里所表达的那样,现代社会是“非身体”的。“现代经验之抽象基于人形的消弭之上,因为人们更青睐于可以计算测量之物,如数据、线条、符号、代码、指数等,作为人类自我赋形中的创造性力量,拟人论正在处处消退。”(约翰.奥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