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物画巡礼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美术在这30年中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这段路是继承与发展的，是坚守与创新的，是曲折而又坦荡的，也是徘徊与飞跃的。从30年中一路走来的，大都经过时代的历练，而内心也都打上了美术发展的烙印。

　　在纷繁芜杂的20世纪中国画发展进程中，如何坚守民族文化立场的独立始终是新时期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学术命题。对新时期人物画创作的回顾与总结，对新时期中国人物画领域各种艺术现象、思潮和观念的梳理和研究，毫无疑问亦将是中国人物画艺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前提和必经之路。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转型期，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也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和繁荣。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人物画发展的30年，这30年推动着中华民族艺术迈向世界的大舞台，中国人物画的当代发展在被纳入世界格局的同时，也被置入到新的时代语境中。

　　1978年是一个终点，在对过去的人物画进行总结的同时也宣布了人物画自主革新、面向时代的勇气与信心;1978年是一个起点，中国人物画不断摸索新的出路，哪怕远涉重洋虚心学习西方的人物画，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物画前所未有地敞开了博大的胸怀。在这一历史变迁中，中国人物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民族传统的质疑和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盲目崇拜与追随;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观念与手法的多元探索和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价值困惑;经历了新世纪回归传统、正本清源的基本历程。

　　外来艺术的影响，促成了来自中国现实的创作冲动向各方进发，从而形成中国美术创作多元发展的基本态势:中国人物画开始了“现代性”转型，人物画兼收并蓄，甚至吸纳西方现当代美术样式成为其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从而真正摆脱了原来较为单一的创作模式，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局面。

　　1978年的画家如蒋兆和、黄胄，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物画历史上划时代的领袖，而1978年进入或毕业于美术院校的人物画家如史国良、谢志高、刘大为、吴山明等，如今已成为当代人物画界的领军人物。在中国传统艺术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工笔画也于1978年开始开创了现代工笔画的新境。刘大为、何家英、田黎明等一批学院出身的画家，在继承传统工笔画语言结构的基础上将西方造型方法融汇其中，化古为新，赋予传统中国工笔画以现代的活力。

　　80年代后期，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水墨运动的挤压下，一批中青年画家强调维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价值，“新文人画”崛起，并逐渐在90年代成为颇受瞩目的一种美术现象。回归传统的道路上，许多画家精研传统，于语言和境界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期间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画家，他们或追求禅意和酣畅，例如王涛;或借古喻今，例如刘二刚;或求古趣，例如徐乐乐;或用造型呈现笔墨，例如周京新;或寻求淡雅宁静，例如田黎明……对中国文化艺术传统进行着新的阐释和传承。

　　从学术上来说，中国人物画在与西方式的现代艺术形式的碰撞交锋中面对了两个问题，是依旧沿着传统之路走下去，以彰显中国独特的人文笔墨内涵，还是吸收一切好的东西唯我所用，以把当代中国人物画艺术进行解放式的开拓。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民族和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来决定。中国人最懂范宽、董其昌，而西方人最懂凡高、毕加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艺术。中国的山水注定要出张大千、齐白石，而西方的民族文化也自然的产生了塞尚、波伊斯。

　　在面对取舍的问题上，徐悲鸿、蒋兆和走了第一步，而这条路似乎越走越远。但毕竟是探索，是探索就有牺牲。为了让西方人理解我们的作品，有些画家不惜摈弃水墨画的笔墨意境，热衷于表象的追求，其最终将失去的是中国人物画的水墨精神。#p#分页标题#e#

　　中国人物画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仍占有较重的版块，因为无论是发展空间上，还是在创作难度上，人物画永远是不朽的创作体裁。中国艺术不能因袭西方那一套，中国人物画家必然要跳出西方当代艺术的狭隘天地，把眼光投向自己的文化传统。

　　在学术界，多年的辩论和争斗依然没有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笔墨当随时代”，由于水墨具有强烈的“本土性”与“民族性”，只有“传统文脉、现代感受、中国现实”三者有机结合，才能使水墨语言与当代文化达到统一，既保持了中国水墨的民族性，也展示了水墨实现“全球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