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枝观音像》(局部)可见玻璃器的纤影。
璃器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乃是相当普遍的应用物件,这是今人一直拒绝认识的历史细节之一。
公元11世纪初的汴梁城中,曾经有一位宫廷职业画家擅长表现插在玻璃瓶中的鲜活花枝,当时的人们也非常喜欢这种特定题材的静物画,如此的往事是不是显得难以相信?然而北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确实记载道:
董祥,京师人,今为翰林待诏。工画花木,有琉璃瓶中杂花折枝,人多爱之。
玻璃器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乃是相当普遍的应用物件,这是今人一直拒绝认识的历史细节之一。足以证明这一情况的资料在宋人文献中广泛存在。如《东京梦华录》“食店”有云:“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说明北宋东京的饭店中普遍使用玻璃碗作为普通档次的食器——更高档次的器皿为银器。宋词中则显示,玻璃酒杯被视为高档酒具,讲究在宴庆、待客等隆重场合使用。苏轼便有《减字木兰花》词,题云:“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词中咏道:“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明言“大琉璃杯”乃是来自南海贸易的进口货。实际上,宋词中出现频率更多的称呼是“玻璃盏”、“玻璃碗”,如“溪堂欢燕,惯捧玻璃盏”(李元膺《蓦山溪》)。
在宋代,“琉璃”与“玻璃”两个词称交杂着混用,并无严格的区分,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大致的规矩,即,质量精良者称为“玻璃”,品质一般者则称为“琉璃”。本土的玻璃生产颇为兴旺,主要产地为吴中地区,品种则丰富多样,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口玻璃器色泽的艳丽度不如本土品,但在质地牢固、耐热性强上更胜一筹,称为“蕃琉璃”(程大昌《演繁录》),由于主要来自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因此也常称为“大食玻璃”、“大食琉璃”。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玻璃瓶作为花瓶,在其中插入当季花卉,便成为时髦而特别风光的“瓶供”陈设。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赏花”一节,写禁中赏牡丹,“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齐东野语》“琴繁声为郑、卫”一条,怀念友人紫霞翁生前风雅,“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笑语竞夕不休,犹昨日事”。看来,插有名贵花卉的玻璃瓶,对于宋代社会上层的富贵阶级来说,是一种相当流行的陈设物,在节庆、宴客等场合,这种点缀足以彰示主人的财力与品位。
情况如此,董祥之“琉璃瓶中杂花折枝”创作,可谓是应运而生了。应该说,董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插有花束的玻璃瓶提炼为一个独立的小品题材。在这位画家生活的时代,琉璃器其实是很多画家都喜欢的素材,只不过一般都把这种器物当作画面中的一个细节来处理。
即举一例:黄庭坚在所作《南山罗汉赞十六首》中提到,“第一尊者”图中有“坐前琉璃花盆”;“第二尊者”图中则有“坐前琉璃盆花”;“第四尊者”是“小僧倾琉璃瓶水饮虎”;“第五尊者”为“小僧奉琉璃器,中有两孔雀尾”。
现存四川博物馆的一件南宋佚名画家所作《柳枝观音像》中,观音的宝座旁有一只透明大盆,盆中插有硕大的一朵牡丹,两畔则有红色花卉相伴。牡丹的折枝以及碧叶的影像很清晰地映现在盆壁上。由于黄庭坚《南山罗汉赞》明确提到当时的佛教绘画中绘有“坐前琉璃花盆”、“坐前琉璃盆花”,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柳枝观音像》中所描绘的正是宋代画师普遍喜爱且擅长的一个细部画样——插有鲜花的大玻璃盆。#p#分页标题#e#
画家非常用心地让花枝掩在盆中的部分,包括底层的花瓣、花蒂、折枝以及碧叶在颜色上褪去一分鲜艳,以这种色调上的变化呈现半透明玻璃壁映现盆中花叶所成的影像。很明显,这一处画面表现的正是“琉璃瓶中杂花折枝”,由之,我们大致可以感受董祥所擅长的、很受当时人欢迎的玻璃器插折枝花作品的风采。
《柳枝观音像》绝非孤例,传世至今的宋代佛教绘画中,往往可见玻璃器的纤影。因此,曾有无数宋代画家把玻璃器当作一个精彩的细节,安置在佛教题材以及表现世俗生活画面的一角。但是董祥却把“玻璃瓶中的花束”这一形象从背景中截取出来,成为亭亭玉立的画面主角,这正是他的独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