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画反潮流实践十九问

　　编者按：这是三年前《都市风》杂志对刘九洲先生的一篇访谈录，我们发现文中有关学术、鉴定、收藏的一些问题，与我们听到的这个方面的常识，有较大差异，但是刘九洲先生已经用他的收藏、学术实践，获得了各方面承认，因此，我们请刘先生将此访谈，补充一些新材料，再次刊出。

　　记者：刘先生您好!2008年底，您参与编辑的《宋画全集·欧美卷》出版，2009年底，您的专著《重现》出版，2011年底，您在匡时推出的《千载》拍卖专场，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您作为学者、鉴定家、收藏家的身份，被很多人认为是跨领域的，很少有人在您这个年纪做到这一点，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能否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画研究的?

　　刘：我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在1991年考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在淮阴读书，199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上海文汇报当记者，五年以后，去美国，从那时开始，算是专职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的收藏与研究。我接触书画还是很早的，9岁时候在爷爷的引导下开始学书，13岁时候，自己开始感兴趣，18岁读大学之前，我的书画类图书已经有11箱了。

　　关于跨界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是为了鉴定，才去搞学术研究。而学术进步，就是发现了新知识，自然带动了鉴定进步，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比别人领先两三年，看到机会，自然可以把收藏做好。鉴定水平提高了，收藏才会提高，如果鉴定不领先，那么收藏的优势也就没有了——在收藏领域，要么拼资金，要么拼知识，没有第三条道路。从实践过程来看，打个比方，学术是结网，鉴定是寻找目标，收藏的过程是撒网。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连续动作。

　　记者：您毕业于几乎是中国最好的新闻学院，毕业后进入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但是您却放弃新闻行业，转向书画，一般人可能觉得“书画”与“玩物”很接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2006年秋天，我在浙江大学编辑《宋画全集》的时候，一个中国美院的鉴藏专业的同学来实习，问了一个很出乎意料的问题：“我们搞这些书画研究是在为啥”?我想了一下，回答说：“任何一个民族兴起，都会重新评价自身的历史，中国艺术史研究就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好中国艺术史，就会在文明传播、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仔细想来，书画在离开古代历史以后，就不再是“玩物”，也不仅仅是“自娱”，更加重要的在于，这是国家力量的一个部分，和钢铁、汽车的生产一样，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当我多次出入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图书馆内，看到西方艺术是图书大约至少20倍于中国艺术图书的时候，当我看到西方重要博物馆的规模和运作模式的时候，当我看到西方艺术品一次又一次出现高价的时候，我感受到这种“文明力量展示”，是激烈的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艺术史研究，完全不是“玩物”。

　　记者：艺术史这个词汇似乎很少用，中国多用“美术史”。

　　刘：美术史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概念，更加强调平面化，不少院校采用“史论系”这个说法，似乎还强调“史论结合”，这个说法让人感到有些困惑，因为艺术史是学术，“论”如果指的是“艺术评论”，那就不是学术了，评论更加接近新闻行业。所以，我倾向采用艺术史的说法。

　　记者：您在美国学习中国艺术史，但是，很多人以为学中国艺术史当然应该在中国，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刘：这个问题我其实碰到过很多次，大约是说，中国人强调笔墨，外国人不懂，能学到啥?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艺术，受到这一类的质疑更多一些。其实，中国人互相之间，很多时候也互相指责“不懂笔墨”，这就把“笔墨”变成为一笔糊涂账。要论证外国学者“不懂笔墨”，首先不能认为中国学者“全部懂笔墨”，应该建立一个检测模型，通过这个模型的考试，把中国人中间不懂笔墨的找出来，这样，再把这个模型用在外国学者身上，看看他们是否懂笔墨，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世界各地都有滥竽充数的专家。#p#分页标题#e#

　　对于绘画来说，尤其是早期绘画，体现了一种绘画艺术走向成熟期的过程，采用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非常合适。相反，采用“笔墨”去研究早期绘画，倒未必适合，已经有著名的《溪岸图》的例子，反向证明了这一点。从总体上看，西方学术界一直强调学术标准，强调“可检验的研究”，强调论文的严格标准，这些措施，恰恰可以把“艺术心学”，以及滥竽充数的研究者剔除——西方科学哲学指出“心学”类似于神学，不是学术。

　　记者：您个人的学习过程是什么?

　　刘：主要是尽可能掌握全部资料，多看论文，看看学者互相之间如何讨论问题。再一个就是把学来的知识不断运用，主要就是在拍卖行看到一些不懂的作品，就去想方设法研究，积累很多次“案例研究”以后，研究就变得很轻快了。一开始我采用的方法、材料也很笨拙，后来就越来越快了，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不断研究新材料，是进步的最快通道。

　　记者：学好艺术史，就可以到市场上买东西吗?

　　刘：您事实上在询问艺术史与鉴定的关系。艺术史目前有三个主要方向，一个是研究图像关系的，这是传统的主流方向;第二个是以文献研究为主体的，这是中国宋以后经常使用的办法，唐宋艺术史学者并不这样做学问;第三个方向，是做艺术品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个方向也有数十年积累了。与鉴定最接近的是研究图像关系的艺术史，艺术史与鉴定的关系，大约是一种练拳与打架的关系，不练拳，打架肯定不成。但是不是说，你在家里练拳十年，出江湖就一定能打赢人家。因为打架遇到的复杂情况，远不是练拳时候可以准备的。有一些专家，完全是从书本上，看前人打架记录，就以为自己会打架，这是很危险的。

　　记者：那么除了艺术史方面的训练，还需要什么方向的训练呢?

　　刘：艺术史告诉你一个综合概念，告诉你常规是什么样子，也就是“中庸”是什么样子，中庸不是捣浆糊，而是天平中间那根杆子，你上来就抓不住中间，抓不住常规，那一定要吃苦头的，但是，日常鉴定，则主要是面对异常。

　　譬如说，董其昌一般是啥样子?艺术史可以举出一些代表作来，让你知道这些基础知识。但是董其昌异常在哪里?异常在于，他大约具备很多种书法倾向。这是一般书法家不具备的，也是任何艺术史都没有谈到的。这种异常状况，导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超乎寻常的资料积累。王铎的例子呢?王铎常规研究目前做得很好，异常在哪里?王铎在54岁以后，出现了几个很好的代笔人，使用真印章。这就导致王铎晚年书法的印章比对方法几乎无效，这就是王铎鉴定中需要注意的“异常”。很多人会感兴趣问：“宋画中的异常”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宋代绘画走向成熟时期(北宋前期)的多种特征，这恰恰是宋代绘画中最珍贵的部分。历史感不强的人，往往被南宋大量绘画淹没了。这就是宋画研究中的异常。

　　记者：如何学习才能面对这些“异常”呢?

　　刘：还是谢稚柳先生说过的，先认真研究一家。把一家研究透了，注意到各方面问题了，在其他研究中，才能有警惕感，才能发现异常状况。从1990年开始，我大约花费了10年时间，研究林散之书法，现在想来，作为入门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因为林散之的作品很多，水平也高，变化也很多，后来作伪的东西也很多，市场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林散之书法这个领域内，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这样就会触类旁通。

　　在研究一家之后，还需要对新问题存在敏感度，出现异常作品的时候，要比较周密地考虑有哪些可能性，对一般人认为反常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保持警惕，这样不断训练，就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