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国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出现了空前活跃,民间收藏活动也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学者认为;这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收藏高潮。相较于北宋末年、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前三次收藏高潮来说,第四次收藏高潮当然有其自身的成因。
(一)承袭我国历代收藏传统
收藏是人类保存和发展文化的一种活动。收藏活动及其藏品,往往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状况,印证着当时的科技水准和文化风尚,而且会从一个直接的角度标示出其时人们的审美趋向。
中国有收藏的传统,从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来看,殷商时期就已有收藏活动。周代王宫珍品收藏之处名曰“玉府”、“天府”,有专职官员藏室史负责管理藏品,老子就曾任“周守藏室之史”。春秋时期列国的交往中,玩赏之物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左传》中不时提及各国常以宝物搞外交或行贿赂,涉及名物宝器的品类已很不少。战国时,甚至出现了专事盗墓窃取随葬宝物的。盗墓之风猖獗,严威重罪不能遏止,厚葬又进一步助长了盗墓风气的漫衍。
历朝历代,收藏都是帝王贵族们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热衷的一种活动。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南朝诸帝王多好学能文,宫廷收藏书画珍品的数量动辄以数十万计。梁元帝萧绎极嗜收藏,仅藏书一项便达到14万卷之多,内府收藏的书画精品更达到了一个顶峰。后西魏军围困江陵,萧绎见城池将破,随将几朝皇帝所集,悉数付之一炬。这是收藏史上一大浩劫。南朝收藏风气盛行,名迹买卖以至造假开始成为普遍现象。
隋“炀帝即位……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唐代宫廷中收藏的法书名画数量大增。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几至成癖,对其书迹的搜求更是不遗余力,由之还衍生出有名的“萧翼赚兰亭”故事。帝王之外,贵族豪富也竞相收藏书画名迹或古籍珍物,乃至有“自号图书之府”的。社会上各类美术品的流通和收藏都更显活跃,“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市井卖画风气已经普遍。
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皇室收藏如太平兴国年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宣和年间宋徽宗派侍臣到市肆悬赏搜求古画。更值得重视的是收藏的庶民化、艺术化和商品化。当时汴京颇有名气的潘楼下面热闹非凡,大相国寺更是商贾云集的中心市场,也就是古玩书画文物的专业市场。民间流行金石书画的赏鉴收藏,已有骨董行。士大夫竞尚收藏,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考定世次,辨别款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多件;米芾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并多蓄奇石,为中国藏石之鼻祖。米芾所交往的收藏者甚多,他分之为“好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能自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货力,元非酷好,惹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明显就是内行和附庸风雅者的区别。米芾在其书中提及的收藏行家有百名以上。随着私藏之风的盛行,对藏品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古代文物开始从士大夫手中的古玩变为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首开金石研究同古代文献的考订相结合的学风,涌现出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述。
元代内府的收藏品,是在接收金及南宋内府大量收藏的基础上进一步搜求补充而得,可说南北宫廷的珍品秘藏荟萃于一处,其数量与质量都相当可观。书画藏品买卖的风气已经极为普遍,倪瓒“平生无他好玩,惟嗜蓄古法书名画”。古玩的说法在元代已流行,元曲中有语:“若到人家里,见了那好古玩,好器皿,琴棋书画……”明代洪武年间,曹昭著《格古要论》,分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各种门类、所涉及的范围己很广泛,体例已堪称完备。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收藏之风在民间蔓延,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时尚,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在列举了种种收藏赏鉴把玩之后,特别强调说,“人之好骨董,好其可悦我目,适我流行之意也。”收藏之风的普遍、专业,收藏门类和品种远比前代扩大,连以往未在藏家视野之内的蟋蟀盆、香料之类物品,也成了一些人嗜之为宝的藏品。明代政局承平,经济发展超乎以往,赏鉴收藏之风流行已久,达官显宦富商大儒莫不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自己所喜的珍品。出现了一批藏品甚富、眼光很高的大收藏家,如收有元明多家精品的王世愚、人称所收“冠于东南”的黄琳、工书画精鉴别的张孝思、精于目录学的叶盛、所藏善本碑帖更胜于“天一阁”的安国、以制墨和收藏名家的吴廷珪、工书善文平生好作伪书的丰坊,等等。而书画名家董其昌、米万钟、陈继儒等,也是蓄书贮画,收藏名品甚多的人物。项元汗精于鉴赏,其天籍阁中收藏有法书、名画、金石、瓷器等,储藏之富在私人收藏中冠绝古人。#p#分页标题#e#
清代,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文物搜求最力,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并奠定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乾隆皇帝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乾隆皇帝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倡导对古玉的考证和仿古玉的制造。清代的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乾嘉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兴盛,训诂考据成果璨然可观,又加上简牍、印泥、石刻、瓦当、甲骨及各种古物大量出土,更拓宽了考据、鉴藏、赏玩的范围,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研究者,梁清标、孙承泽、耿昭忠、安歧、卞永誉、高士奇、孙星衍、梁章钜、吴荣光、陶梁、孔广陶、葛金娘、陆心源、邵松年等,莫不以鉴藏或鉴赏闻名四方。不仅古董器物书画为人珍爱赏鉴,即使新出的小物件,若制作精良,可供清玩,能满足时人之需,也大有市场,
近代以来,民间收藏古玩、字画、典籍的风气与以往相比有增无减。中国向有“乱世藏金,盛世藏宝”的传统,一股收藏热潮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特别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批富裕起来的收藏爱好者和投资者,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了文物艺术品收藏于投资行业,使得文物艺术品行业飞速发展,使文物艺术品的价位逐渐的在恢复到它应有的价位。到了本世纪初文物艺术品又一次大跨度的上扬,以至于远远的超过了人们的收入指数和消费水平。
从清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清政府腐朽末落,中国的艺术品与整个社会、经济一样开始走下坡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从八国联军到戊戌变法、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处于一个战乱状态,但艺术品仍然是一个社会主要内容而存在。解放后直接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时期,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被作为封、资、修垃圾打入冷宫,被扫尽历史的垃圾堆。珠宝玉器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奢侈品”的帽子,玉器艺术品的价位从黄金的价位跌到黄土的价位,一个几分钱的鸡蛋就能换一公斤大的和田玉籽料。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华民族对玉文化情感得到了释放,玉器逐渐的回到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加至由于旅游的开放,拉动了玉器产品的价位,特别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批富裕起来的收藏爱好者和投资者,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了玉器收藏于投资行业,使得玉器行业飞速发展,使玉器的价位逐渐的在恢复到它应有的价位。到了本世纪初和田玉又一次大跨度的上扬,以至于远远的超过了人们的收入指数和消费水平。
客观地讲;改革开放后玉器行业的飞速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几年玉器行业的发展客观上也带有很大程度的不规范性、混乱性以及投资的盲目性和跟风性。所以正是这样一种状况,从玉器市场的自身发展规律也需要冷静下来,进行一个思考、调整、规范、理性、提升的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1、2年,也可能是2、3年,但这应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我们不能在这里作不负责任的预测!但是如果国际经济环境改变了,国内的经济调整好转了,人们对玉器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心理更加成熟和理性了,玉器艺术品的法规更加健全了、市场也更加规范了,玉器艺术品的市场依然会升温。市场永远是潮起潮落,有一个高点就会有一个低点,在波动中发展。真正好的顶级的玉器艺术品价格是不会下来的,因为艺术品的价值是永恒的。这是经济规律,我们应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