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朝起,长江三角洲一直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镇。这一流域的早期绘画如何,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所谓早期,本文指的是六朝以前。六朝以后,佛教艺术在中国迅速普及。印度佛教美术崇尚抽象的程式,致使汉唐之间的美术形态,常常失之于刻板。当时画论中的最高要求是“气韵生动”,即强调人物神态的灵活与姿态的生动。这种要求,既可以视为对佛教美术刻板作风的质疑,也可以视为对中国早期美术灵活生动的追认。回顾长江流域的早期绘画,就不难发现,在佛教传入的前后数百年间,中国美术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弯路。 从刺绣说起 关于中国绘画的缘起,人们都知道书画同源,但绝少有人知道一个同等重要的美术史实:绣绘一体。古人在墙壁上绘画叫绣墙,在书中印刷的线描人像叫绣像,透露出了一些消息。北宋画家文同直接将刺绣与绘画联称,叫做“绣绘”。不过在古代文献中,绣绘联称的例子极少。刺绣做为工艺,在记录历史的文人的眼中只是末流小技,以致刺绣与绘画的亲密关系,始终养在深闺,无人知晓。有关绣绘一体的最早记载在公元前22世纪,说的是大舜取代帝尧,登上了帝王的宝座,随即指派大禹为自己制作一套礼服,帝舜要求按照古人采用的十二种纹样,即太阳、月亮、星星、山峰、龙、锦鸡、有猴像的祭器、水草、火焰、粉米、板斧、黻纹,将前六种绘制在衣上,后六种刺绣在裳上。这种上绘下绣的方式,被断断续续地传承。直到北宋末年,绣绘一体仍然是宫庭祭服的做法。画家米芾由于厌恶画在袖子上的花纹,在举行祭礼前擅自洗掉,结果被革职。[1] 刺绣的“绣”与绘画的“绘”,都有一个共同的字根:糸。糸即丝的本字,丝绸的代称。丝绸是刺绣工艺和绘画艺术的通用材料。汉代以后盛行的绣像,晋代绘画线描使用的“高古游丝描”,都可以窥见刺绣与绘画之间藕断丝连的裙带关系。包括刺绣在内的纺织、印染、剪裁、制作等工序,在常规情况下,统统都是女性的工作,通称女工、女红,从而形成了女性特有的风格,基本特征就是细腻、柔和、灿烂、多变。这种作风对绘画的影响也非常强烈,以致中国几千年的绘画基调就是女性化。 江苏扬州西北12公里处的邗江甘泉乡甘泉山,相传是西汉广陵王刘胥的陵寝。在它的附近发掘了一座西汉晚期汉墓,出土了大批精制的漆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中夹纻胎漆器几乎全有针刻的图案,形象包括山峰、云气和鸟兽。这种介于剌绣和绘画之间的形式,正是刺绣与绘画同源的旁证。[2] 丝绸工艺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呢?长江流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了饰有蚕纹和编织纹的象牙雕刻盅形器,同时出土有原始织机上的各种部件,时间在公元前5000-前4500年间。在稍晚的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用蚕丝织成的平纹丝绸片、丝带和用蚕丝拈成的丝线。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的丝织品出土物,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 到了公元前5世纪前后,长江中游的楚地成了刺绣工艺的重镇。当时,楚王曾起用卫国的政治家吴起治理国家。吴起十分重视发展丝绸工艺,他的妻子由于织丝带不标准,吴起大怒,将她撵出家门。妻子央求她的哥哥调解,她哥哥说吴起以法治国,必然首先以法治家,表示调解没有作用。妻子恳求她的弟弟斡旋,弟弟转托卫国的君王去说情,吴起一气之下离开卫国而投奔楚国。[3]吴起对丝绸工艺的严格要求,在一百年后马山楚墓中的丝绸工艺品中得到了印证。马山楚墓中的一些丝织品,即使使用现代技术,也很难复原。 马山是楚国故都纪南城遗址的西北约5公里处的一个小丘。1982年,此地出土了一座一椁单棺的小墓,考古报告命名为马山1号楚墓,下葬时间在公元前340-278年之间。墓主是一位中年妇女,形体属于华北人种;葬式为一棺一椁,地位相当于士。[4] 马山一号楚墓规模不大,但出土的器物精美高档,艺术品位同楚国贵族大墓出土的器物相比,不相上下;又鉴于该墓出土有用于招魄的旗帜,这在同时期的几百座相同规模的江陵楚墓中属于孤例,因而墓主很可能有不寻常的经历。出土的丝织品除开穿在身上的服装,另有衣物作为殉葬品,身份可能是楚国后宫管理丝绸工艺的官员,职位和权限相当于《周礼》记载的天官冢宰手下的“典妇功”,负责指导和督促女工纺织等事务。马山一号楚墓丝绸刺绣和染织工艺,比一百年后下葬的马王堆汉墓绣品与织锦还要精彩。马王堆汉墓墓主是当地的贵族,长沙国的世袭丞相,锦、绣水平却不如马山楚墓的同类物品,可证马山楚墓中的锦绣出于楚国宫廷。 马山一号墓出土的绣品,绣地除龙凤虎纹绣罗禪衣外,其他都是绢地。一般是在绣地上用墨或朱砂绘出图案,然后进行刺绣。这种先画后绣的方式,体现出绘画与刺绣的血缘关系。刺绣的纹样,以凤鸟和龙为主题,辅助花纹有枝蔓、草叶、花卉和几何纹。绣线的色彩有绛红、金黄、淡黄、土黄、靛蓝、草绿、赭、深褐等。刺绣工艺不受织造技术的限制,构图和风格显得随意,轮廓线比较自由。刺绣的针法,以锁绣为主,间以平绣。平绣指丝线在绢面上水平排列,主要用于色块的表现。锁绣用丝线绕圈锁套而成,绣出的线条如同一条锁链,故名锁绣。#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