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七百五十年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古典绘画成长、成熟并走向繁盛的辉煌时期,各种典范性的风格和样式,不断地被创造和衍生出来,其间开宗立派的名家风格,被后世画家奉为传承和发展的圭臬和基点,后人遵从这些规范,并根据时代的需求和个人的才情,不断生发、变革和创新,推出新的范本,从而使中国绘画掀起一波又一波师古开新的浪潮。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珍藏唐宋元绘画精品展”,是日本和中国各大博物馆联袂举办的大展,共集聚唐宋元绘画珍品六十多件,是又一次展现中华优秀文明的盛会。值得珍视的是这次展览的展品,日本国的文化厅、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和其他各馆,都遴选了馆藏中国绘画的重要作品参展,其中不少为日本国文部省定为国宝级和重要文化财产的重器,许多名迹为首次在中国展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直面观赏和研究海外流传名画的极好良机。上海博物馆有二十件馆藏珍品参展,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亦有多件珍品加盟,强化了经典阵容,并与日本各馆的展品,优势互动,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唐宋元时期绘画发展的主要脉络。
为了便于观众观赏,展览采取了主题分类的结构体例,分为史事逸闻、佛道神话、山川意象、文士情怀、花鸟生趣五个专题,以简洁的方式,绍介各门画科的各种风格面貌和演进线索,同时体现各时代艺术意趣和审美取向的特征。
一、人物画题材和风格的演变
人物画科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史事逸闻和佛道神话二个分题里。展品中绘写历史人物故事最早的是唐王维(传)《伏生授经图》,此图描绘的是秦博士伏生在齐鲁大地上讲授《尚书》的情景。唐代皇家和士大夫提倡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犹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指出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伏生授经图》正是为传授儒家经典的历史人物写照。此图运用高古游丝描,精细流畅,格调古朴高雅。虽有学者认为可能出于北宋人的摹本,然较多保留了唐代人物画的余韵,是非常珍贵的早期遗迹。
南宋马麟的《楼台夜月图》,表现宫廷女子宫楼赏月的悠闲生活,反映出偏安一方的南宋朝廷,在暂时安定的环境里安逸享乐生活的一斑。画法工精而简洁,为南宋宫廷绘画奉行的艺术风尚。佛道神话是人物画表现的重要题材,北宋《宣和画谱》就专列一门“道释”。历代道释画的创作反映出各时期宗教信仰的取向,并在造型、艺术形式上呈现出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
展览中最早的一件神道画,为传南朝梁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此图历来著录推断作者有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梁令瓒等说,近人分析画风,认为系唐梁令瓒画较为可信。图已残,存五星和自“角”至“危”十二宿神形,画家赋予星宿以人形、兽形、鸟形等奇特的形象,蕴含着对自然神的祟拜以及对天文学中哲理因素的理解。绘画技法线条劲利而十分细谨,近似阎立本的铁线描,设色浓厚,兼平涂和晕染凹凸法,既有唐画格调,又有魏晋遗风,为难得的遗存早期绘画技法元素的画迹。在禅宗兴盛的南宋时代,不少画家特别是禅僧画家,热衷于画“禅宗绘画”。宁宗嘉泰年间画院画家梁楷,与禅宗僧人有密切过从,画有不少禅宗题材画。梁楷的绘画风格有两种,一种是从其师贾师古那里继承而来的李公麟传统,造型规整严谨,用笔细长,转笔劲利,称为折芦描。本展中《出山释迦图》和《八高僧图卷》都属于他工细一路画风。前图中的释迦截然不同于一般佛教造像中佛祖那种庄严神秘的法相,而是表现释迦在尼连禅河附近山林中修苦行六年后出山时的形相,面目清癯,满脸胡髭,俨然是一个普通的苦行僧形象。这种摆脱宗教造像仪轨而大胆创造佛祖新法相的行为,本身就冥合禅宗“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坛经》)的宗旨,以自己的心来创造佛相。#p#分页标题#e#
梁楷的另一种画风,是被称为“减笔”的粗笔画。本展中之《六祖截竹图》和《李白行吟图》就属于减笔画风。前图绘六祖惠能(638-713)砍竹而顿悟的故事,人物衣纹线描短促而劲拔,如钉头鼠尾,树木以干笔勾刷,绝去传统画树的勾皴法,而以不经意的草草笔法出之。《李白行吟图》更以简练的浓淡粗细笔墨,勾画出李白吟哦踽行的潇洒情态。这是一种自五代以来“游戏点化,自然高胜,前无古人,超出翰墨畦畛”(《圣朝名画评》卷三评智融语)的禅宗画家墨戏方式,在南宋得到了发扬。
活动于南宋末元初的牧溪,为无准师范的弟子,是禅僧画家,他创作了大量的禅宗题材画。吴大素《松斋梅谱》记载:“僧法常(即牧溪),蜀人,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不曾设色。多用蔗查草结,又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汝缀。松竹梅兰,不具形似,荷芦鹭雁,俱有高致。”本展中的牧溪《布袋图》、《大悲宗杲自赞像图》和《远浦归帆图》等,可以体现出禅宗画的典型风格。如《布袋图》即用简练迅疾的笔墨勾画,笔致迅疾,大块墨色随意泼刷,有一种粗头乱服、不费妆饰的狂野之气。
禅宗绘画在气格上显得狂逸粗野,远离了文人清雅蕴藉的审美观,故而为文人所轻视。庄肃在《画继补遗》里,批评牧溪的绘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代表了主流画坛的评价。这些禅宗画家的作品在士大夫文人那里没有遇到知音,却为盛行禅宗信仰的日本人士所青睐,不少宋元禅宗画被日本僧人带到日本,并对日本禅画和水墨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时还流行一类民间画匠制作的佛教画,即描绘十六罗汉、五百罗汉和冥府十王图等的画像,主要产生在浙江宁波地区,被称为“宁波佛画”。
《十王图》其依据来自《十王经》,其内容主要叙述亡者入地狱的旅程,宣扬轮回报应和扬善惩恶的思想。陆信忠的《十王图》,据德国雷德侯教授在《万物·地狱的官府风貌》一文中考释,是十三世纪在今属于浙江省的宁波(古明州)城中的画坊中绘出的,“陆信忠的名字很可能作为一个商标式的称号,被不止一家的画坊所使用”。这些图画描绘的技法直接继承了唐宋以来的民间宗教画风格,描绘工谨而细致,极力表现冥王的威严和地狱的恐怖气氛。这些画很可能为当时寺庙使用,后来凭藉日本僧众尤其是净土宗信徒的虔诚信仰,十王图由海上贸易带至日本。
二、山水画典范风格的流变和衍生
唐代占据主流地位的青绿山水画,在五代、北宋继续递进,而滥觞于唐中期的水墨和浅设色山水画,在北宋初年取得飞跃的发展,并出现了不同地域性的山水画风格。长江以北中原地区,以唐末荆浩和继后的李成、关同、范宽三家为代表人物,构成中原山水画系,郭若虚评为“三家鼎峙,百代标程”。李成的作品在宋代已很罕见,北宋末书画鉴赏家米芾仅见二本半,欲作“无李论”。但是他的技法和创造的寒林平远山水图式,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历来被定为是李成手笔的《读碑窠石图》,经当代学者考释,认为应为元代李郭传派画家的摹本。然而图中平远景物的布局和笔法颍利、树如蟹爪的勾法,都是李成的典型作风,由此可探讨李成画风的传承脉络。
三家之中,李成的传人较多,其中神宗时宫廷画家郭熙,继承李成而自放胸臆,形成宫廷山水画的一个重要流派,遂在北宋后期占据山水画坛主流地位,画史上并称“李郭”。北宋雄伟山水风格,至郭熙、王诜,已渐渐导向了雄浑与秀润兼具、写实与抒情交融的境界,此画风一直流衍至北方的金代。
《晚景图》诗堂有明董其昌题“范华原晚景图”,然构图无北宋雄伟山水之宏阔重深气势,转为高伟清旷,并有较大的水面和天空,已有南宋山水画图式特点。山石用短促的点子皴、小斧劈皴,树木的勾斫质直简练,楼阁随笔勾划,不假界尺,技法源自范宽而转为简洁,为南宋早期范宽传派之作。#p#分页标题#e#
南宋时期,李唐、刘松年等画家,继承范宽风格,并加以改造、变易,开拓出布局简洁空阔、笔墨粗放苍劲、墨色纵肆的画风。至马远、夏圭,更偏好边角之景,笔墨愈加简括、淋漓,北宋雄伟山水风格,已全然异化为一种典丽、精巧、苍润、侧艳的格调。马远《寒江独钓图》、马麟《夕阳秋色图》等,为典型的马氏风格。另一幅马麟《荷乡清夏图卷》,采用平远构图写西湖景色,近处垂柳长堤,燕子栖息枝头,大片湖面,荷叶田田,远方烟雾出没,山峦树木隐现,一派明净秀丽的江南风光。此图意境接近文人画的抒情格调,同时他的笔墨也较其父秀润。
元代随着文人山水画的兴起,马夏画风趋于衰微,然而在江浙一带,还有一些画家由于生活环境和画派传承的原因,仍然继承和发扬着马夏派的艺术风格。杭州人孙君泽是其中较重要的画家。他所作的《雪景山水图》、《高士观眺图》,即是马夏风格的再现,只是画面景域较为宏阔,山石的斧劈皴较为整饬,表明马氏风格的变化演进。
五代、北宋初,在南方存在着与北方完全不同的山水画体制,那即是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风。董源以绘写江南景物为主,山势平缓,风雨溪谷,林霏烟云,峰峦晦明,溪桥渔浦,洲渚掩映,被米芾称赞为“平淡天真多”,“一片江南也”。董源后继者巨然,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笔墨秀润。二人虽在布景和笔墨上略有差异,然长于表现江南华茂苍郁、云迷雾朦的景物,俱运用柔和的披麻皴和勾干点叶树法、善于点苔等技法,是颇为一致的。但是,当北宋宫廷画院树立山水画以李郭画派为主流画风后,董巨画风趋于消沉。然而,董巨所建立的江南平远山水图式和所表现的平淡天真气韵,以及他们的笔墨技法,却对后世画家产生了启迪和滋养作用。
北宋末南宋初,米芾、米友仁创立“水墨云山”画法,董其昌指出米家山的特点:“及米家,必著沙渚坡陀桥舍,断续聚散以为境,作无根树,朦鸿云。”《画继》记载米芾作山水:“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评米友仁“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此类山水正是从董巨江南山水、赵令穰小景山水一路演化下来的,米氏父子将水墨点染和云雾表现发挥到了极致,同时进一步张扬了文人以“笔墨”为游戏、抒发个人主观情思的创作观念。米友仁的《远岫睛云图》,即以湿润的笔墨点染云山,表现烟云变幻、山色朦胧的奇幻景像,充分体现了“米氏云山”的艺术特色。
南宋的《西湖图卷》,用鸟瞰的视角描绘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比较写实地再现了西湖全景。全图用淡墨勾皴点染山峰、树木、地坡,简笔勾勒屋宇、桥梁、寺塔和舟船,皴染的笔法缜密而柔婉,墨色混融虚和。此图技法全然不同于南宋流行的李、刘、马、夏画风,而与赵令穰小景山水、米氏云山画风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看作是董源江南水墨山水传承下来的一种变体。
三、工笔设色和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
花鸟画肇始于唐代,成熟于五代,南唐的徐熙和西蜀黄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画风。黄荃花鸟画妙在赋色,用笔精细;徐熙以墨笔画之,略施丹粉,宋人称之为徐黄二体。入宋以后,黄体画风得到皇室的青睐,成为北宋院体花鸟画的主流风格,徐体花鸟画遂趋于沉寂。
北宋中期,“黄派”花鸟画,经由崔白“变法”,到徽宗朝宣和画院时期,技法进一步完善,形态刻画精细,笔法洗练遒美,造形传神生动,设色艳丽细腻,形成了精工妍丽、状物传情的“宣和体”花鸟画风格,这一体格并一直流衍至南宋宫廷画院。
李迪是南宋初宫廷画家,他所画花鸟,刻画精工,设色浓丽,善于表现物态的生韵。《雪树寒禽图》、《红白芙蓉图》俱体现出他继承“宣和体”的艺术特色。《雪中归牧图》则是集人物、畜兽、山水为一体的画题,图中人物简笔勾勒和树木粗笔勾皴,已含有南宋山水画的技法特征,牧牛毛色的精细描绘,显示出工笔写生的精湛水平。此外,陈汝志(传)的《雏雀图》、南宋人的《虞美人图》等,都是南宋宫廷画家精工之作。#p#分页标题#e#
水墨淡彩花鸟画一系,在北宋中后期有所复兴,如易元吉善用水墨绘写花果獐猿,表现野逸天真之趣。至北宋后期,徽宗赵佶本人就钟情于水墨花鸟画法,经专家考证,《柳鸦图》、《四禽图》、《竹禽图卷》等以水墨为主略敷淡彩的作品,俱为赵佶亲笔画。
及至南宋,水墨花鸟画取得长足的发展,并派生出多种风格体系。一种是禅僧画家以墨戏方式制作的花卉蔬果图;另外由文人画家所倡导的墨竹、墨兰、墨梅、枯木等君子画;亦有具备较高专业水平的水墨杂画。例如南宋理宗时官员画家陈容,善画龙,所作的《五龙图卷》,即以酣畅的水墨绘写云雾中忽隐忽现腾蟠于水天的神龙,水墨表现的技巧已有很大的提高,铺景的山石有马远派刚劲粗豪的笔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