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智慧

　　中国智慧指聪明与计谋。聪对应听觉，明对应视觉，计谋同语言有关，可见智慧的一端与直觉相连，一端与知性相连。前者不必仰仗逻辑，后者不必依赖技巧。艺术智慧往往以集体的沉默为背景，一旦流露又会广泛地唤醒沉睡的意识。它犹如黑夜中的灯火，出现时总会使人眼前一亮。清代风行题诗的肖像画，士人无不热衷于此道。《冷庐杂识》卷五载，当时有人出示白纸一张，取名《尸解图》，请人题诗。尸解，道家指修道者留下形体而灵魂成仙。灵魂如同白纸，形体如同画面。《尸解图》可以说是肖像画构思的极品。

　　宋徽宗固然曾将命题画中的智慧因素作为宫廷绘画的最高境界，但在艺术史上并没有形成风尚，画坛关注的始终是形似、笔墨或情趣，因而《尸解图》的作者不详，问世时间只能推定在1856年之前。尽管如此，闪烁智慧的艺术与艺术化方式，诸如诗、书、画、美容与陈设等等，在历代笔记中仍然时有所见。前秦将军窦滔之妻苏蕙，同丈夫的宠姬赵阳台不合，产生积怨。窦滔镇守襄阳，因苏蕙拒绝同行，便携赵阳台赴任。苏蕙悔恨交集，呕心沥血，用五彩丝线在锦面织绣回文诗《璇玑图》。《璇玑图》纵横八寸，840字，循环往返均可阅读，词意凄惋，被历代文人激赏，武则天曾为该图作序，好事者从中析读出近八千首诗。窦滔收到璇玑图后，为其绝妙的构思打动，当即驱车将苏蕙接到襄阳并送走阳台。赵阳台年轻貌美，能歌善舞，深为窦滔宠爱，却不敌洋溢智慧的《璇玑图》。窦滔官至秦州刺史，相当于当今省军区司令，却靠《璇玑图》侧身青史。见《晋书·窦滔妻苏氏》、《四库提要·璇玑图诗读法》、《池北偶读·谈艺》。

　　智慧之作往往平中取胜，使常见的素材满壁生辉。《寓园杂记·补遗》载，明朝刑部官员刘珏的钟馗画像，请刘溥在醒目处题诗后挂在中堂，激励自己严明执法的决心。钟馗画像在当时老幼皆知，画法雷同，缺乏新意，但刘溥题的诗却奇崛冷峻，机智过人，以至朝中同事纷纷到刘珏家去索纸抄诗，纸簿用了一本又一本，一时间在北京传为佳话。明朝是一个太监专政、特务横行的王朝，官员贪污腐败前无古人，腐败程度同级别形成正比，因而题诗后的钟馗像大得人心。原诗十二句，现录四句：“倒提黄河二尺冰，血洒黄花舞秋水。中有巨妖诛未得，回首东方又生白。”宋理宗时，宫中执掌权柄的太监指示马远画《三教图》，释迦牟尼居中而坐，老子站子一旁，孔夫子上前作揖。该画旨在揶揄中国圣人，皇帝指示古子远写一赞语。赞语不等于颂歌，如一味肯定，便有出卖祖宗之嫌;如公然否定，又不知皇帝的意图。古子远于是写道：“释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绝倒在地。”这个反唇相讥含而不露的赞语，秉承春秋笔法，大受皇帝夸奖。见《齐东野语·三教图赞》。

　　智慧的运用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者重在渲泻，主张直率、透明、知无不言，即便声称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也是渲泻。消极者重在收敛，认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不说，不理会，不动心，不伤脑筋。清朝才子纪晓岚，收藏的砚台都有铭文。圭砚是“腹剑深藏，君子所恶”，表示推崇直言不讳的作风;挈瓶砚是“守口如瓶，毋以高论惊听”，表示发言与写作时要自我克制。执两用中，便是纪晓岚深得乾隆皇帝欣赏的本领。

　　古今行为艺术或艺术行为，有的为人称道，有的令人费解，有的引发杀身之祸，全在于作者投入智慧的多寡。比如朱元璋不大好色，他的女婿却偏偏同四个三陪小姐厮混，被人告发，官府决定派人捉拿。四小妞认定难免一死，打算毁容自保。一位熟悉刑法与宫廷风气的老干部却为她们策划了一个相反的方案，让她们精心洗浴，粉脂香水涂满全身，服饰全是金玉锦绣，内衣也要极尽人间的华丽，力求夺目荡志。朱元璋一见，左顾右盼地说道：“榜起杀了。”榜杀就是用竹板痛打犯人屁股一直到死。四小妞按照既定方案，一言不发，哀哀地哭，一层层脱衣至裸体，丝绸珍宝满地堆积，远近飘香。皇帝叹道：“这小妮子，使我见也当惑了，那厮可知!”骂了几句就将她们放了。见《智囊·术智部》。#p#分页标题#e#

　　注：本文曾发表于《江苏画刊》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