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物价涨幅令收入难以望其项背的时候,许多囊中羞涩的工薪族偶尔不免会发出诸如“一块钱恨不能掰作两半花”之类的感慨,这既是内心情绪的合理抒发,亦是一种独具东方特色的草根幽默。若有好事者乐于追溯其本源,那么中国钱币史自然是不应忽略的重要线索。
在距我们非常遥远的汉代,曾出现过一种及其特殊的钱币——凿边五铢。据史料记载,这类钱币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数量就更多了。所谓“凿边”,就是将一枚完整的五铢钱通过冲凿的方式强行分成内外两枚,这么一来,一文钱便可当作两文花,原先钱面上完整的“五铢”二字在两部分上都仅留下一半,只有将两部分相合,才能拼出完整的钱文,故而它又被称为“对文五铢”。从严格意义上讲,“凿边五铢”仅是对五铢钱被一分为二后里面那一部份的特定称谓,外面的部分在钱币研究界被称为“綖环五铢”,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被凿去内圈的钱,原本规整的钱币仅剩下一圈窄窄的边缘,形似圆环。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凿边五铢却不是由官方发行的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源于当时币值的不稳以及物价的动荡,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平民以凿分五铢钱的方式,将一文钱当作两文钱使用,用这种今天看起来十分荒唐可笑的方式来对抗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惟利是图的奸商更是大规模地雇人凿钱,以求在贸易活动中牟取不正当利益。可以说,凿边五铢的大量出现是当时的大汉朝廷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在整顿币制、稳定物价等措施乏力的情况下,其他所有的管控手段都无法真正指向这一经济病象的症结。
在之后的东晋时期,凿边五铢又演化出了新的种属,那是一种被称做“沈郎五铢”的大孔小钱,钱文为“五朱”或“五金”。和凿边五铢有所不同的是,这种钱是一次性铸造完成的,并没有经过冲凿的后续加工。
公元317年,晋王朝迁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为东晋,朝政由北方士族王敦、王导兄弟把持。“沈郎五铢”的发行者沈充当时在王敦手下当参军,也是他的心腹僚属。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举兵叛乱,攻克都城建康,沈充当时奉王敦之命前往吴兴(今浙江湖州)招募士兵。为了筹集军资,沈充在当地铸造了大量既小又轻的五铢钱,但这批钱很快就随着王敦叛乱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了后世文人调侃的对象。唐代诗人李商隐写有“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被誉为“诗坛鬼才”的唐代诗人李贺则吟道“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将沈郎五铢的微小轻薄形容得淋漓尽致。
由于沈郎五铢的钱体过小,钱面当然就挤不下完整的“五铢”二字了,最后只能参照汉代剪边五铢的形式,将“五”字完整保留,“铢”字则只取半边,写作“五朱”或“五金”。对于这两种版式,钱币学界历来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最终定论,我倾向于认为“五朱”仿照的是“剪边五铢”内圈所保留的文字,“五金”仿照的则是外圈“綖环五铢”残存的文字。
凿边五铢和沈郎五铢虽然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它们的痕迹却依然保留在今天中国人的语言艺术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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