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收藏快报 文:陈璟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减少,社会动荡,国力锐减,经济遭受重创,首都长安已不复当年“开元盛世”之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唐朝中央政府是如何应对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不妨从一枚小小的货币中去观察其中的端倪。
唐天宝十六年(757),大将郭子仪率领军队收复首都长安,并迎请唐肃宗李亨回京。肃宗于第二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战争带来的财政亏空,采纳了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下令以“钱,国之重宝”为名,铸造“乾元重宝”,并与开元通宝钱并用。乾元元年(758),铸当十型“乾元重宝”,以一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二年(759),由于当十大钱依旧无法解决唐朝政府巨大的军费开支,肃宗下令发行“乾元重宝”当五十型的大钱,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轮,俗称“重轮乾元钱”,这种钱仅比原当十钱直径略大一点,稍重,但竟然以一枚当五十枚“开元通宝”使用。如此虚值大钱通行之恶,可想而知,未及半年,市场便一片混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市场压力,同时也导致私铸货币牟利的盛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由于“开元通宝”重量较为标准,每枚约重4克,仅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更可获十倍的利益,直接导致了良币“开元通宝”迅速退出流通市场,“劣币”大量盛行,这种私铸现象甚至一度已经无法控制,即“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新唐书·食货志》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而作为货币改革者的第五琦,也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引起物价疯涨,被贬职出京。为治理这种货币乱象,唐肃宗对汇兑比例进行调整,逐步拨乱方正, 《唐书·食货志》载:“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直至唐代宗即位时才得到较有效的解决,代宗即位后下令,乾元重宝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直至以一当一。
如图所示这枚“乾元重宝”小平钱,重3.5克,直径24.1毫米,为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该钱体型甚小,青铜质,隶书,直读,广穿;正面钱文为隶书,“乾”字作“乹”,字形甚大,异书;“元”字左挑;“宝”字与开元通宝字体类同;背上为如意云头纹。
云纹是我国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中典型的一种,被广泛装饰在古代建筑、雕刻、服饰、器具及各种工艺品上,云纹形态多样,有十分抽象规则的几何图形,也有生动形象的自然图形。隋唐是朵云纹盛行时期,不仅是富贵华美的代表,也是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更是日趋丰富的装饰元素,被赋予吉祥如意的寓意。
虽然唐朝中央政府规定,乾元重宝当十钱每千文重十斤,平均每文约重一钱六分;重轮钱每千文重二十斤,重量是当十钱的一倍。但由于货币铸造的混乱,私铸现象严重,导致“乾元重宝”重量不一,直径大小皆无标准可言,受其影响官方货币甚至也出现减料减重的现象发生,而这种小平型“乾元重宝”即是此类钱币之一。
综上所述,“乾元重宝”是唐朝中央政府为平定“安史之乱”,筹措大量军费开支的特殊时期产物。宝应元年(762)唐代宗继位,恢复了货币经济秩序,规范了新旧二钱的汇兑比例,迫使退出流通,从而恢复正常流通制度,统一了币制的效果,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第二年,也就是广德元年(763),叛军首领史朝义自缢而亡,其余叛将皆降唐军,这标志着历时七年又二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息,而这枚小小的“乾元重宝”钱也为这段历史留下珍贵的历史实物资料,其装饰的云纹不仅蕴含了时人吉祥如意的寓意,也寄托了人们对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美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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